摘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就业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回顾了社会保险降费改革历程,以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例总结各省降费进展情况,基于2013—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保险降费改革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险降费改革呈现出东部地区降费早、中西部地区降费步伐较一致的特点;社会保险降费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民工正规就业的概率,释放了雇佣红利。其中,失业保险降费改革提升农民工7.1%的正规就业概率,养老保险降费改革提升农民工12.6%的正规就业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降费改革均会促进不同性别、不同流动范围农民工正规就业,但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影响效应有所差异。本文对于稳步推进社会保险降费改革、关注社会保险降费改革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以及实施差异化社会保险降费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的基本单元,是推进规划建设治理精细化的重要载体和行动单元。近年来大量社区尺度更新和规划实践有效提升了基层人居环境品质,但也暴露出城市宏观战略与基层微观行动之间缺乏有效对接、传统规划技术路径难以应对精细化治理要求等突出问题,为社区规划体系建设和规划研究方法带来挑战。提出应构建“市区—街镇—社村”多层级社区规划体系,并聚焦城市层级社区规划,明确其定位、总体思路和工作框架,进而以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社区发展规划项目为例,提出社会—空间视角下全要素综合、多主体联动、全过程参与的工作框架和技术路径。

摘要：全球化构成了当代艺术市场最基本的处境。作为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新兴议题,对艺术市场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现、机制与后果三个层面。就表现而言,艺术市场的全球化呈现在地域扩张、跨国组织增多、销售渠道变更、买家群体迭代与价格变迁等多个维度。就机制而言,在艺术市场的全球化过程中,画廊、收藏家、策展人、拍卖行等传统市场主体与数据供应商、咨询公司及金融机构等新型市场主体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代表了不同的实践机制。前者发挥了文化中介与价值建构的功能,后者则将艺术价值标准化,由此使得各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可以相互通约。就后果而言,社会学家的研究涵盖了权力与制度双重视角,前者聚焦于各个国家之间原有的“中心-边缘”权力关系是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平等化,后者则关心全球化是否导致了一个统一的全球艺术市场制度与组织模式的形成。对艺术市场全球化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理解艺术及艺术界在当下的变迁逻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社会学对文化全球化的机理与限制的反思。随着中国艺术市场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后者所塑造,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全球化境遇及其影响的社会学研究亟待推进。

摘要：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等政策缓解女性老人因配偶失能而遭受的溢出风险。

摘要：近年来,借由关注囚室空间、难民记忆、灾后重建等社会议题,虚拟现实之技术艺术体系成为多元讨论的平台,更凸显了学科交叉的合力及潜能。虚拟现实通过特有技术将观者纳入共同书写文化和记忆的过程中,观者与媒介互动,成为沉浸式共情体验的新主体,并在开放的空间中自由“发声”。更进一步,观众在全景中成为参与者和行动者,从对社会议题的观看,转化为介入式的、具有合作意义的社会行动。

摘要：健康状态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也是老龄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但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变化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文章基于2010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的自评健康状况和失能水平及其变动情况,探讨老年人口的自评健康预期寿命、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预期寿命拓展过程中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生活自理能力稳步提升,乡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预期寿命、自评健康预期寿命和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均呈增长趋势,不健康或不自理的存活时间缩短,在预期寿命中的占比下降,符合疾病或残障绝对压缩模式,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步入健康转变的第四阶段。为此,学界应重新审视当前对老年人口健康发展态势的基本判断,调整对未来老年人口照料负担快速增长的悲观预期。

摘要：基于2010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及其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水平持续下降,工作预期寿命稳步缩短,非工作预期寿命延长;这些变化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男性和农业发达、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农村老年人需要面对工作预期寿命更长而晚年闲暇时长更短的双重劣势;各地区农村老年人口工作余寿在余寿中的拓展模式可以分为“安逸型”“劳逸结合型”“高负担型”“低负担型”“限制型”5种类型,所属类型与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劳动意愿、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紧密相关。政府和社会在为农村老年劳动者赋能的同时,应该为其提供设计合理、保障有力的经济安全网。

摘要：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高、劳动力老化和结构性短缺使得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人口老龄化的先行国家之一,日本在促进老年人就业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整体而言,日本促进老年人就业政策的改革历程经历了政策萌芽、政策形成、初步改革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构建年龄友好的就业环境、拓展形式多样的就业途径和促进终身职业能力发展等。日本在改革过程中注重与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和特点相适应,顶层设计先行,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政策改革采用渐进方式,同时全方位为老年人就业提供支持。与日本相比,中国促进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政策制度正处于建立阶段,但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相当于日本初步改革阶段的水平,且中国从老龄社会发展到超老龄社会的时间预计比日本更短,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更短时间内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就业制度。结合日本的经验与我国的国情,建议深入开展积极老龄观教育,全面提高社会认同;延迟退休与社会保障制度协同发展,一“推”一“拉”稳步促进老年人就业;发展灵活多样的老年人就业形式,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将终身教育与终身职业能力发展相结合,提高老年人就业能力;加强媒体宣传引导,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加强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定期开展政策评估与调整。

摘要：随着2022年中国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政策评估体系的任务更加紧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策建立之初就做好政策评估的理论准备,有助于完善政策体系,保障政策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当前中国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有关生育支持政策评估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文章以生育支持政策的公共政策属性为切入点,讨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概念和政策评估的基本方法,指出生育支持政策是区别于欧洲家庭政策的中国本土化概念,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可参考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基于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实践,从设立评估机构、设计评估标准、反馈评估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概括,提出在政策评估中要充分考虑政策影响的人群差异性、政策间的彼此关联性,以及政策产出的指标综合性。结合中国生育相关政策的评估现状,针对有无必要建立、如何建立、依何建立三个问题,对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提出相应的思考。认为有必要建立国家和地方两个层级的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明确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标准和评估流程。其中,评估指标体系是政策评估体系的核心内容。既要做生育支持政策的整体评估,更要对不同类别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分类评估,区分“政策产出”与“政策影响”两类测量指标,考虑短期效果和中长期效果。需要建立人口信息动态监测机制、完善部门间的信息协作机制,整合不同数据来源,科学研判生育形势和人口变动趋势。

摘要：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自身的发展形势与人口流动治理体系在互动中不断演进,无论是人口流动的趋势特点还是人口流动治理体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人口流动趋势变化和最新情况看,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城镇流动人口能见度大幅提高;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禀赋大幅提高,教育就业升级转型;人口流动群体构成日益多元,男女老少、各民族、跨国别共同参与;流动人口仍主要流入东部地区,人口回流中西部逐渐显现。基于我国人口流动的现实情境与具体实践,我国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与配套体系也经历了从人口流动管理向人口流动治理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包含人口流动治理理念以及人口流动治理议题的重要转向。未来,需从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增强市场作用与社会组织参与、精准应对多元化治理情景、拓展人口流动治理覆盖领域、加强区域城乡协同治理、强化人口流动数字化治理能力等角度出发,不断完善人口流动治理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