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迫使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媒介与艺术关系这一传统命题。本文从媒介分析视角出发,探索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发现,传统艺术为当代艺术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要素,为现代生活增添人文关怀、引领文化消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同时又因“时代性的移位”而面临价值的消解,因而迫切需要社会各方积极主动地传承传播。在文化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全面融入艺术的生产、传播和价值实现,为艺术脱域化生产提供数字化场景,为艺术交往提供数字化传播渠道,为艺术交易提供数字市场,进而推动传统艺术由间离式审美转向沉浸式审美。立足媒介物质性和技术可供性,应当在传统艺术传承创新中嵌入媒介技术逻辑,推动传统艺术数字化传播体系建设,加速传统艺术脱域化再生产,扩大传统艺术跨媒介传播矩阵的可供性,挖掘并赓续传统艺术的时代价值,推进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和创新。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场域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形态、内容均出现了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交往、人类文明向何处发展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世界之问。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的全球文明倡议是为回答这样的世界之问、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而贡献的中国智慧。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只有找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发展阶段中的位置,才能明确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才能深刻理解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发展治理的生动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不谋而合。二者的结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二者结合下的生动实践。

摘要：立足城市研究的多元学科视野,对城市国际传播这一交叉领域的学术面向,可以梳理形成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场外交问题、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城市外交问题、传播学视野下的城市可沟通性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移民与文化适应/融合问题、“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角色问题等六个方面。基于此,城市国际传播主体性建设不是简单的传受关系,也不是本质化的形象投射与受众认知问题,需要突破形象宣传桎梏、跳出触达效果指标逻辑,构建包含识别多元主体的能动价值、内外结合且充满弹性的评价体系、反思全球北方城市中心主义在内的新的理论路径。

摘要：以文化艺术交往为核心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和世界文明繁荣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直制约和阻碍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主要因素包括某些西方国家的“泛安全化”逻辑、文化势能差异下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以及实践路径的缺位。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可在“致君行道”与“觉民行道”模式之外,将以国际组织、民间智库等第三部门艺术传播为载体的新路径作为补充。以文艺类国际组织为例来看,国际人文交流摆脱困境需要在平等、包容、多元的全球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发挥文化艺术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增加此类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摘要：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摘要：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文化差异普遍存在的现实基础上意义重大,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并存,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建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物质性特征,跨文化传播就是实现文化物的功能性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全球语境和理论认识的高度,超越“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跨文化传播结构,实现文明对话沟通效果的最大化,回归真正集体认同和价值归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体系。超越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传播是文明对话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其关键是超越文化自我和建构文化认同,实现全球语境下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摘要：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包含两个核心维度:其一是对学术史及其知识社会学逻辑的清醒认知;其二是对新的规范性理论的自主建构,并以此激发经验领域的研究创新。两个维度相结合提供了后疫情语境下国际传播学术想象的概念基石和阐释创新的话语空间。本文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相互建构的知识轨迹入手,结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加速的数字化和平台化传播新语境,探讨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规范理论,反思和创新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路径,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摘要：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全球性视野中,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跨国技术巨头塑造为新的政治行为主体,挑战着既有的主权国家秩序,从内外部消解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嵌入表现在国家权力对技术的介入乃至征用,以及人工智能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认知新场域,分化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进而影响全球数字领导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塑造数字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介入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分析,需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框架,分析技术、国家、资本等多元行为主体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多维交互关系,并基于对当下面临问题的识别,探索审慎的应对办法。

摘要：知识产权保护被认为是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举措,厘清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的作用机制,对促进社会稳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与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社会福利而言,是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具有福利溢出和福利挤出两种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是利是弊就取决于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当溢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时,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提高,否则,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增加社会福利。且当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产权保护最终会阻碍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