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十七年"还是"文革"时期,国产电影的数量始终低于同时期译制和公映的外国电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影不仅管控严格而且比例极小,而苏联、东欧和北朝鲜、北越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不仅占绝对比例,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国产电影的思想品质、精神面貌和艺术表达。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美、日外交关系的改善直接导致"内参片"译制数量激增。在1977—1979年的转折期,非社会主义国家影片的译制引进数量首次反超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宽松的文化生态环境。1980—1999年,从正规渠道进入市场的外国电影译制片大幅下降,但包括盗版在内的录像带和影碟依然影响广泛;国产片生产数量大幅增长,同时完成了电影本体的功能性复位,打通、修复了被屏蔽多年的中国电影历史传统,为2000年后中国内地电影多元呈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不可更张的格局。近20年来,外国电影借助互联网全面地、原生态地进入,不仅对国产电影的本体表达和质量起到提升作用,而且与中国社会的文化诉求交集互渗,极大地影响着亿万民众的审美潮流和艺术感受。因此,70年来外国电影在中国内地的文化传播和世俗影响,从意识形态嵌入到文化交流互渗,已然成为共和国文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在当代中国,已由单一行业行为演进为多领域广泛参与的社会事项。其一,“非遗热”持续升温,非遗的内涵及价值在各类大众传播实践中得到愈加广泛的传递,传播促传承的效应已经显现;其二,蓬勃发展的文化消费市场及制造业、服务业等各行业“产业文化化”趋势,为非遗资源提供了宽泛而多元的传播载体与场景,在生活日用与艺术欣赏之间开辟了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其三,社交媒体已由人际沟通工具升级为文化传播的主流渠道,基于网络社交的“圈层文化”在年轻人中逐渐成为传统熟人社会的替代形态,因而基于网络媒介环境开展的非遗普及传播往往覆盖面更广。研究非遗在当代中国的各类传播实践及其效果,有助于了解当代人对非遗的真实认知与切实需求,应作为非遗保护方向确立的重要参考。

摘要：我国网络版权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至2007年,特点是以立法保障网络版权监管,积极与国际接轨;第二阶段从2008至2012年,特点是监管规范化,加大监管力度,探索监管新方式;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今,特点是从网络版权监管到网络版权治理。针对我国的网络版权监管在立法、监管和治理层面存在的问题,应当依照依法治理、合作治理、智能治理三个原则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的关键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这是公共文化领域改革的要求。为此,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完善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的扶持政策法规,深化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监管机制改革,推动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摘要：本报告旨在通过对国内省级非遗保护机构非遗专题公号进行数据收集和定量统计,勾勒其整体概况,分析其传播亮点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非遗保护部门如何精准定位非遗专题公号、如何提高公号的传播效能提出对策与建议。

摘要：新修改的《著作权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作品”予以明确定义。研究主要探讨作品定义中“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演变、含义、特征、边界等,以期在作品客体类型开放的格局下更好地保护“作品”。研究认为,作品“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是对著作权“思想-表达二分法”更准确的体现,也是对新技术发展的积极回应,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作品留出空间。同时,作品的表达应严格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并排除功能性表达。

摘要：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一方面,科技丰富了文化内容的展现形式,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也为科技提供了新的消费场景,融入了更多文化价值体验。受科技发展的影响,文化产业环境发生了变化,科技也在创作、消费、传播等环节赋能文化产业,二者融合以文化提升科技革命的内涵价值,并出现了新模式、新消费者与新业态。

摘要：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城市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现代化与全球化推动资本要素在广域的空间当中高速流动,引起了文化生态的变异,以文化场景为代表的消费形态愈加主导着创意阶层的选择,进而影响着文化多样性。此外,中产阶级收入人群的增加,使注重生活美学的个性化消费持续增长,公众文化参与需求的与日俱增,对当代城市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城市文化创新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蜂鸣"作为发轫于场景又作用于场景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资源",以及一种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双面性文化资源",通过与"场景"理论的互补和互生,不仅为全球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城市场景研究的工具,在驱动城市创新、激发城市活力、促生城市新发展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要：运用法治才能保障黄河流域切实实现生态的修复和更好的保护,同时又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的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与未能真正发挥好法治的保障作用紧密相关。黄河立法要确立生态保护优先的核心价值目标,一切制度和规范要围绕此核心价值目标的实现进行设计,要以法律的方式建构具有权威性的流域生态综合管理协调机构,探索克服区域限制的适应整体生态保护需要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还要具有凝聚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从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良法善治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摘要：在中国文化基因谱系中,礼乐作为“天人合一”的实践媒介,体现出一种将宇宙秩序引入人性与社会的文化模式。自然之律、道德之音、仪式之乐作为礼乐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十二音律合于天地之气、以琴乐德音涵养高尚人格、以祭祀乐舞象征伦理秩序的深刻意蕴,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品质。礼乐精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塑造国家意象,以及审美体验和道德教化的双重作用,涵养人性意蕴,体现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