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不可避免会有摩擦产生。传统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仲裁、调解等,其中调解方式既有快捷、包容、便利的优势,又有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劣势。《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了调解以执行力,以多边的方式来解决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中国已签署了该公约。本文分析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新设计,解读了公约适用的和解协议的条件、他国可以拒绝救济和解协议的情形等,并对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搭建及与公约的衔接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及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更好地衔接。

摘要：关于药品试验数据以什么方式保护存在争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规定了药品试验数据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模式及其例外情形。我国采取的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同的数据独占保护模式,高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201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高了数据保护的标准。然而,我国立法在数据保护的例外规定上却仍“照搬”TRIPS协定。这不仅会造成与数据独占保护模式的不契合,也会因缺乏合理的例外规定而无法很好地平衡公共利益和药品创新激励。因此,我国不应局限于TRIPS协定,而是应利用灵活条款,以数据独占保护模式为基础,考虑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例外规定。加之,目前全球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的关键时期,合理的例外规定可以在很好地实现公众健康的同时兼顾疫苗研发企业的利益,起到平衡二者的作用。本文拟通过对两种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模式项下例外规定的比较研究,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和《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中有待完善的地方,并提出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