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摘要：本权是相对于占有而言的。占有之本权不但决定了占有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而且有自身特殊的法律效力。占有之本权可以是物权,也可以是债权。权利人在本权与占有脱离后,享有占有回复请求权。占有回复请求权是占有媒介关系中的请求权。间接占有是与占有相脱离后本权的代名词。对于脱离占有的本权,仍可以采取观念交付的方式移转占有。占有回复请求权可以是物权性本权效力的体现,也可以是债权性本权效力的体现。占有抗辩权可以对抗占有回复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45条第1款的"硬伤"是:把占有物返还请求权设计为严格规范。对无权占有的保护是禁止私力侵犯,侵夺者之占有再被侵夺的,不宜采取回复占有的方式加以处理。对无权占有给予请求回复占有的保护,仅应在维护占有之本权的前提下予以考虑。

摘要：电视剧是媒体艺术。对于古装题材,不论是后宫剧还是前朝剧,批判的视点是必然之意,但是,是道德底线的坚守还是无恶不作,是对人性的观察与体悟还是唆使为恶,最核心的追求是人文价值还是张扬权谋,这是后宫剧必须正视的问题。当下后宫剧在斗狠斗恶方面走得很远,这种以批判封建制度为理由的展恶是不值得提倡的。谁作恶可能都有理由,有的犯罪甚至有被同情的一面,但是,任何理由下的害人都是恶,人性的扭曲和恶行不能因制度和环境就可以完全开脱!电视剧作为大众传媒作品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文化属性,要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收获和提升,在民族历史文化中发现人性的光辉,传达正确的历史观,而不应该为了收视率而失去人文关怀的立场和态度。

摘要：在全国市场监管领域前赴后继改革的浪潮中,湖南省通过部分地区试点先行、全省铺开的方式开展市场监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融合精简机构的改革理念,市场监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在集中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出现执法理念缺位、法律法规滞后、人员配备缺失、运行机制不畅等新难点。可以通过顶层设计精准化作指引、法律法规全面化废改立、队伍建设专业化树根基和工作机制系统化强内核使湖南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水平在稳步提升中见佳绩。

摘要：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分为入股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有限责任公司模式。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当然主体,集体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基于农户的委托,也可以成为入股主体。以公开招标、拍卖、协商方式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经营权均可以成为入股财产。

摘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阶段的诉讼活动违法,要求其予以纠正的一项监督制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旨在通过检察权对执行权的制约来解决"执行乱、执行难"问题。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基层检察机关处于监督前沿,在《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执行监督具体操作规范的背景下,必须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原则,进而在原则指导下结合实践探索完善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运行程序,从而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

摘要：诊所教育是中国法学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法学教育从理论走向实践必不可少的连通环节。在这其中,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育是诊所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仅具有一般诊所教育的共性,也具有极强的诊所教育的个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十三年运行机制涉及到许多理解和创新,例如对于诊所机制运行的理解和对诊所中所有参与人的“人”的理解,以及机制和“人”的定位的创新。这些理解和创新解释了诊所教育的运行机制的变革以及运行机制中对“人”的设计。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问题逐步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立法的关键仍要从三十年的实践中探索总结。检讨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管理法治化进程,可以从"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两个角度加以定量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将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关键。

摘要：本期刊发的10篇笔谈文章,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框架体系、原则方向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修订展开研究探讨。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提出,公司自治和公司法的强制性与任意性问题是贯穿和覆盖整个公司法制度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化自治、弱化强制依然是公司法修订的重要方向。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进一步解构了认缴制,提出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属性,认缴制实际上是通过公司法给予股东自治的空间更加宽广,属于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提出,公司法的修改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聚焦于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必须秉持中国立场,践行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在分析股东身份纠纷发生诸场景的基础上,提出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认定的规则在商事外观主义和实质主义二者之间反复摇摆,股东身份认定涉及组织法与契约法的双重法域关系处理,对于任何一方面法域关系规则的忽略或者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不得当都会导致裁判规则的偏颇。“谁是股东”这一中国式公司法问题应在公司法修正再完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提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更多的是强调了公司独立财产的意义,体现了物化的人格与混乱的财产关系,是对公司人格的误读,公司法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价值,回归人格意义表述。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提出了公司不特定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公司法路径,应当通过妥当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司将对不特定相关者的利益考量内化为公司自身的主动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三十五条、九十一条、二百条三个条文涉及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公司法修改时应废除认缴资本制公司中的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删除上述三个条文,通过出资义务履行规则的解释机制实施法定资本制度的特殊公司贯彻抽逃出资禁止的监管政策。河南大学法学院樊涛副教授等提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增设“国有公司”一章,明确国有公司的概念和范围、规定国有公司的出资方式、股权结构等基本规则以及国有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权力配置、人员构成、责任承担等特别规则,明确党组织是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国有公司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陈彦晶教授提出,我国法律上缺少对资本公积的具体调整规范,解释适用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公司法修订时应妥善处理资本公积规则,对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一体对待。如果仍保留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两个概念的话,则应将二者在减资、分配等规则设置上一体对待。福州大学朱圆教授提出,介于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社会企业设定了营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双重经营目标,有别于传统营利型企业。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营利公司不能直接用来解决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双重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调和,我国的公司法中应专门规定社会企业设立和运营中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