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资本性支出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符合我国当前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的需求。由于资本性支出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仅会产生不同预算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而且还将凸显现行预算编制方法与资本性支出制度设计意图之间的冲突,因此,相关制度构建要关注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向其他预算的转移,还应当借鉴零基预算制度改革现行的预算编制方法。

摘要：作为市场退出机制中非破产退出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制注销对于清理“僵尸企业”、维护市场良好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237条引入了公司强制注销制度,《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第241条予以保留,但制度定位、行为属性、事实构成、法律后果等均产生了诸多争议。强制注销作为消灭商事主体资格的行政强制手段,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在确定强制注销的实体构成要件时应坚持强制注销的补位性,厘清其与相关制度在适用要件上的不同,除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和被撤销外,出现具有类似法律后果的情形时,也应允许登记机关依职权强制注销公司。由于有股东责任与清算责任的持续保障与需要增设的强制注销的撤销与回转程序,三年的等待期限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在强制注销的程序设计上,应规定登记机关对公司的通知义务以及注销回转机制。在公司强制注销的法律后果上,应明确规定公司登记机关的督促清算义务,增加容错救济机制,同时细化清算责任和股东责任。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指导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法治观、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与法制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提洪了思想根基、本土资源与全球视野,并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实践,应以法治国家建设推动生态文明法治的顶层设计,以法治政府建设完善生态文明法治的体制机制,以法治社会建设保障生态文明法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内在要求。

摘要：当刑事涉案企业申请破产重整,或重整企业向检察机关申请获得合规从宽处理,企业合规从宽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如何匹配并行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企业合规从宽制度凸显宽严相济的理念,破产重整制度揭示了市场经济价值,二者具有制度共性,如作为企业挽救机制彰显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信用激励机制强化自我道德约束,作为社会控制机制体现多元共治理念,制度并行产生协同效应。企业合规从宽与破产重整制度并行下的现实问题包括管辖权力存在配置争议、合规监管人的法律地位不甚明确及合规计划与重整计划的联动掣肘。建议基于挽救程序的主从界分重新配置司法管辖权力,系统耦合破产管理人制度来塑造合规监管人的准司法人地位,按布特纳原则联动设计合规计划与重整计划相关制度细节。

摘要：授权资本制的引入作为公司法修订的核心特征,依然存在“标签化”引入的固有弊端,概念含混不清、配套机制脱节、救济途径缺失等问题严重阻碍公司法新一轮革新的活力释放,有必要将其纳入资本形成规则体系整体考量。比对授权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的制度内涵,可明晰不同资本形成规则下的利益考量转变,域外法视野下英美、德法、日韩等国家授权资本制的发展历程,为本轮公司法修订中授权资本制的引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资本制度的前端设计意欲真正体现公司股份运作的灵活性和自治性,仍须着眼于出资类型、认缴制度、股份发行救济程序与授权资本制的协同配合,弥补本轮制度革新的体系缺憾。

摘要：传统贷款利率监管法律机制的特点是贷款利率管制实行双轨制、利率管制均与法定利率挂钩、对商业信贷与消费信贷采取"一刀切"式的利率管制等。利率市场化改革及现行贷款利率监管法律机制暴露的缺点是:强制性的利率上限管制作为经济调控手段不合法、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管制目标定位错误、现行差异化的利率监管违反市场公平竞争法则、现行利率监管法律机制设计也存在诸多缺陷。贷款利率监管目标调整及法律机制的重构要从利率监管目标的调整与利率监管法律机制的重构及完善两方面着手。

摘要：本文主要对于作者精神权利的设置、精神权利与人格权制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探讨了作者精神权利制度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精神权利制度的完善方法,主要有扩大精神权利的赋权主体,设置新的著作权制度防止精神权利对艺术投资和艺术创作的影响,在精神权利与人格权权利竞合的情况下赋予作者选择权,以及完善继承人不保护作者精神权利时的救济措施。

摘要：自2021年5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此之前,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两者相比较可以发现,立法者在诸多方面表达了新的理念,进行了新的制度设计。综合来看,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确立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于2020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与该法相协调,《条例》写入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两项基本理念,并且在第一条中将“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作为第一项理念的具体落实内容。如果与《征求意见稿》中“维护医疗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提法相对比,可以发现,《条例》不再将公民之外的其他主体,如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作为保护对象,对基金的使用和监管都将服务于公民的医保权益。

摘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给构建知识产权自主保护体系带来了新的现实挑战。新时代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要构建适应“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司法主导与程序协调,健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具体实践中,要加强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完善,实现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程序衔接与制度保障,推动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协同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摘要：用户行为信息作为互联网经济下用户享受个性化服务、便捷消费所伴生的副产品,具有动态性、集聚性和敏感性三大特征。从现实适用来看,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沉淀用户行为信息、进行用户行为化定位、开展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方式,实现用户行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考虑到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情境下存在客观的负外部性,有必要从保护用户的隐私空间、避免用户行为信息滥用、确保自动化决策公正性三方面入手,构建用户行为信息商业化运用的规制路径,从而保障用户权益不受损害,实现商业化运用的最佳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