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的出台,在新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件站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近期和远期目标两方面擘画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坚持遵循规律、坚持“两个结合”等原则,确立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原则。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推动改革完善法学院校体系、加快完善法学教育体系、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构建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格局。明确规定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及协同机制,创设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体制。

摘要：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量刑指南体系。大部分由各种形式的量刑委员会设立,也有些直接由立法设立。就"严重犯罪"而言,各量刑指南委员会近年来分别颁布了相关的量刑指南。对所有严重犯罪,特别是涉及暴力或性犯罪的严重犯罪,量刑指南应着眼于惩罚或威慑的必要性、同时还应该尽量减少社区面临的未来危险而设计。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出发,在"总论"中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并专章部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表明,在党中央顶层设计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不仅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

摘要：201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首次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诉法的领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存在运行环境的基础性诉讼制度不健全,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考虑,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余金平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而上诉,检察院为了争取量刑建议中的缓刑而抗诉,二审法院并没有采纳缓刑的建议,判处了比一审更重的刑期。基于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次被推进大众的视线,在社会上引起公众广泛讨论,同时也激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关于认罪认罚相关争议问题的争鸣热潮。本刊选取朱孝清、孙长永、陈瑞华、闫召华、李勇等五位专家学者的著述,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

摘要：本期刊发的10篇笔谈文章,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框架体系、原则方向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修订展开研究探讨。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提出,公司自治和公司法的强制性与任意性问题是贯穿和覆盖整个公司法制度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化自治、弱化强制依然是公司法修订的重要方向。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进一步解构了认缴制,提出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属性,认缴制实际上是通过公司法给予股东自治的空间更加宽广,属于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提出,公司法的修改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聚焦于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必须秉持中国立场,践行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在分析股东身份纠纷发生诸场景的基础上,提出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认定的规则在商事外观主义和实质主义二者之间反复摇摆,股东身份认定涉及组织法与契约法的双重法域关系处理,对于任何一方面法域关系规则的忽略或者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不得当都会导致裁判规则的偏颇。“谁是股东”这一中国式公司法问题应在公司法修正再完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提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更多的是强调了公司独立财产的意义,体现了物化的人格与混乱的财产关系,是对公司人格的误读,公司法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价值,回归人格意义表述。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提出了公司不特定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公司法路径,应当通过妥当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司将对不特定相关者的利益考量内化为公司自身的主动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三十五条、九十一条、二百条三个条文涉及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公司法修改时应废除认缴资本制公司中的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删除上述三个条文,通过出资义务履行规则的解释机制实施法定资本制度的特殊公司贯彻抽逃出资禁止的监管政策。河南大学法学院樊涛副教授等提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增设“国有公司”一章,明确国有公司的概念和范围、规定国有公司的出资方式、股权结构等基本规则以及国有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权力配置、人员构成、责任承担等特别规则,明确党组织是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国有公司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陈彦晶教授提出,我国法律上缺少对资本公积的具体调整规范,解释适用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公司法修订时应妥善处理资本公积规则,对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一体对待。如果仍保留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两个概念的话,则应将二者在减资、分配等规则设置上一体对待。福州大学朱圆教授提出,介于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社会企业设定了营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双重经营目标,有别于传统营利型企业。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营利公司不能直接用来解决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双重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调和,我国的公司法中应专门规定社会企业设立和运营中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

摘要：当前,我国亟需大批卓越涉外法治人才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手段维护国家权益。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应德法兼修、兼具世界眼光和家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存在顶层设计尚需完善、学科不够健全、体系化课程设置尚待加强、协同培养不够等问题。针对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学科建设、完善课程设置、开展协同培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应建立适当的评价体系,评判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