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大规模的流动、聚合和分析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范式已经不足以应对,维护数据安全亟需范式革新。应该建立以数据风险管控为中心的数据安全范式:除了包括传统数据自身安全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还要确保数据利用安全的可控性和正当性。对于数据安全立法而言,要从国家安全高度进行数据安全法制体系化设计,以风险管控为中心构建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体系,以重要数据安全为核心管控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特别是在制度建构上,应该以重要数据为抓手构建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明确重要数据的识别认定制度、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保护义务、将重要数据安全审查纳入网络安全审查以及建立重要数据出境管制制度。

摘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议题已成为各国网络安全法治的核心,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制度设计包括五个方面:建立政府和行业之间的协作机制;制订国家级保护计划;设立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评估漏洞风险和确定优先防护措施;制订网络安全框架。借鉴域外法治经验,对落实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提出如下建议:一是从国家安全高度把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界定;二是进一步理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领导体制;三是处理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关系;四是进一步细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特别保护义务;五是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协作机制。

摘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关系到国家命脉和社会运行,其保护涉及防范和应对网络黑客、网络间谍、网络盗窃甚至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战争等风险,已成为各国网络安全政策和立法的核心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高度,域外制度设计包括建立政府和行业的协作机制、制订国家级保护计划、设立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评估漏洞风险和确定优先防护措施以及制订网络安全框架等。

摘要：关于戏剧作品的著作权主体,目前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对此,应当结合戏剧情况和法律规定加以分析。戏剧作品指向的是具有戏剧效果的整体编排设计。戏剧秀是执行这一编排设计的表演活动。从剧本到剧场,戏剧效果的编排设计可能因为导演等人员的加入有所变动,从而需要区分原始剧本中的编排设计、为演出定制的编排设计和舞台上呈现的编排设计。前者比后两者更容易被固定或转换为一种能够广泛、反复使用的形式,因而戏剧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往往以原始剧本为分析对象。作者身份应视戏剧效果编排设计中贡献独创性表达的情况确定。当为演出定制的或者舞台上呈现的戏剧作品确实融入了导演等人员的独创性贡献而面临著作权人确定问题时,可以基于编剧和剧团之间的关系情况,尝试根据双方协议内容,或者根据默示许可和合作作品制度,又或者根据改编行为和法人作品制度来形成思路,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并且海量集聚,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美国近期在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改革中重点关注了数据安全风险并进行了针对性制度设计。本文将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改革中的数据安全审查规定做一梳理,以期为我国数据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重要的分流民事案件的快审程序,其程序原理在于它能充分保障当事人接近司法和接近正义的权利,及时有效回应民众的纠纷解决需求,显著降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成本消耗。但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缺乏独立地位,程序规则也不尽合理,导致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引入该程序以来,实践中的适用效果始终差强人意。为了有效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简便、快捷、低成本、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制度优势,结合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未来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考虑从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组建专门的小额速裁机构,灵活调整小额案件标的限额,借力现代科技突出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以及强化小额诉讼程序的福利色彩,同时引入小额案件诉前强制调解并扩充小额诉讼的救济途径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细化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则。

摘要：在上诉机构停摆的困局下,部分WTO成员达成《依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创设了临时上诉仲裁机制。MPIA不是国际条约,而是符合DSU第25条的上诉机构程序的替代。它依循上诉机构程序,又尝试针对上诉机构改革中的若干焦点问题,特别是超时和审查范围问题,作出制度设计尝试。尽管作为新生事物,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在参加成员、程序启动、经费和秘书支持等方面面临困难,但鉴于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功能的重要性和制度的创新性,临时上诉仲裁实际运作后会吸引更多成员的加入和适用,运作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前景依然光明。MPIA的成就取决于其实际运作情况与是否能在解决具体争端的同时提供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规则解释。

摘要：通过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案件的行政处罚情况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存在刚性保障不足、线索移送不畅、检察意见质效不高和行政机关对检察意见接受程度不一等问题。应当立足检察工作实际,聚焦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等统一标准。在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同时,厘清检察权和行政权的边界,深化行政机关的衔接协作。提升检察人员能力,提高检察意见的精准性和可执行性,确保行刑反向衔接制度顺利实施。

摘要：中国的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正努力前行,具有代表性的质监领域、工商领域、城管领域的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的正反经验表明,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方式的多样化、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功能的复效化、行政执法信息的整合、共享趋势、行政执法信息从单向公开走向双向交流等特点值得关注。专题的公众认知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行政执法信息应当公开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公众认为主动公开意义更为重大,公众认为政府网站是信息公开的主渠道,公众基本认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豁免公开的范围,多数公民对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缺乏准确认知,公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认知,公众对行政执法机关拒不公开信息的行为性质缺乏准确认知,公众对行政执法机关在信息公开中的法律责任缺乏准确认知,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态度印象不佳,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的渠道不畅、获取不便,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的社会满意度很低。当下中国的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的突出问题是:制度参与者的认识水平制约了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运行,有关法律规范的模糊和空白给行政执法实务造成困扰,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的类型化、针对性不足,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设计简单粗糙,缺乏刚性,难以实现制度目标,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的监督制度软弱无力。我们应当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并顺应阳光政府建设的世界潮流,确立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向,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举措,发挥出信息公开法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