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摘要：州县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的基础,为实现对辽阔疆域的有效控制,清王朝吸取中国历代王朝经验,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州县,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行政单位。在中国传统州县制度的基础上,清王朝根据现实治理需要,不断对当朝州县制度进行调整、改革,形成了一系列有本朝特色的制度体系。清王朝重视发挥州县官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完善科举选官制度、考核培训机制,致力于打造一支素质过硬、德才兼备的州县官群体。实践表明,清代州县制度、州县官素质能力与州县治理实践并非完美契合,州县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化解州县治理困境,成为摆在清王朝面前的一项巨大挑战。

摘要：民国时期,以风暴潮为主的海洋灾害每年给沿海地区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为了应对海洋灾害,民国时期在海洋气象技术上建立的上海徐家汇和青岛两个著名观象台以及众多沿海气象观测所,进行飓风和巨潮的预测和预警,并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信息传播方式将灾害信息传递给航行船只和沿海地区,减轻了灾害损失。为了防灾,民国时期在海堤修建中依照现代工程力学进行设计,在工程建设中采用新材料,使堤坝抵御风暴潮能力增强。

摘要：在国家正式行政制度止步于县的传统中国,看似“皇权不下县”背后却蕴含着特定的制度设计,清王朝不断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互动的机制,探索低成本的乡村治理方案,从而建立了兼具官民色彩的乡里制度。清王朝将乡里制度视为推动皇权下县的重要途径,以乡里制度沟通国家与乡村、官方与民间,推动王朝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站在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单一向度,部分学者围绕“皇权下县”与否展开讨论,从而忽略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双向性。如果超越乡里制度的宏观研究框架,从区域性的个案来看,下县的国家权力已经不是单纯的皇权,乡村社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众,清代乡里制度的实践运作是国家政权与乡村自治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摘要：慈善事业是社会团体、民间人士等志愿进行的服务他人的公益事业,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社会政策引导和制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阶段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慈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伪善”而遭到否定,慈善组织解散或撤销,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被迫中断。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放权和“社会福利社会办”政策指导下,一批基金会次第建立起来,中断了30多年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10年,慈善得以“脱帽加冕”,得到“正名”,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成为主流话语。中央对慈善的作用和评价日渐升高,慈善被纳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支持、鼓励、倡导。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慈善事业被赋予重任,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为了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国家废除了慈善组织“双重管理”制度,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办法,慈善事业在法制的保护下加快发展,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摘要：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