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96年哥斯达黎加推出第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环境服务付费项目PPSA以来,环境服务付费项目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和发展。虽然环境服务付费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意识到穷人可以成为环境服务的相关提供者,所以各国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试图将减贫目标纳入其中。在我国的生态补偿扶贫实践中,存在小农户参与存在障碍、补偿标准偏低、岗位型补偿作用面有限、减贫缺乏长期可持续性、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和退出机制等问题。基于此,文中从贫困识别机制、多层次和差别化补偿、多元化补偿手段、对农户的生计关注和项目的绩效评估与退出机制五方面着手,分析国际上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南非五国较为典型的环境服务付费减贫项目案例,总结提出可借鉴经验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我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大背景下,生态补偿要想实现环境改善和减贫的双赢局面,必须基于农户的异质性特点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进一步的精心设计。

摘要：文中利用对贵州省三贫困县432个农户的调查,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量化研究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运用二值选择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户和无政策户的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无政策户,其中政策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无政策户,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无政策户。农户的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于退耕还林政策户和无政策户而言,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会显著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而公益林政策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主要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在生态补偿的机制设计中,更多的关注农户的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减贫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

摘要：基于2018年8月在云南省两县所收集的289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参与退耕还林农户的复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农户在退耕期结束后的复耕意愿整体较弱。相较于汉族农户,少数民族农户受语言、文化习俗、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退耕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更大,复耕意愿较为强烈。退耕对收入的影响、还林树种的经济性、农户的非农技能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复耕意愿。为使退耕期结束后项目的生态效益得以保持,应该进一步结合农户生计对项目进行优化设计,使其有利于农户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摘要：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研究补偿标准对补偿机制设计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十堰市500个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以条件价值评估法为基础,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丘陵山区化肥减量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农户对化肥减量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87.4%的农户愿意参与化肥减量补偿。2)在考虑农户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的农户受偿意愿水平为65.34元/亩。3)农户的参与意愿和受偿意愿水平受到个人及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和认知特征的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耕地面积、施用有机肥、过量施肥危害认知、减量必要性认知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商品化率、撒施化肥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撒施化肥、亩均净收益、未来有增量施肥的想法、风险认知对农户受偿意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年龄、受教育程度、施用有机肥、减量必要性认知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应将化肥减量补偿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结合农户受偿意愿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可考虑"集中连片"而并非一定"整村推进"。通过加快研制和推广高效有机肥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方式推动丘陵山区化肥减量。

摘要：在草原牲畜暖棚建设补贴的多元化生态补偿背景下,探究牲畜暖棚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对促进多元化草原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分析模型,设计了一组牲畜暖棚对牧户畜牧业收入和草地质量影响的准自然实验,并基于2020年若尔盖草原648个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同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最邻近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实证检验了牲畜暖棚对牧户畜牧业收入和草地质量的影响,并通过构造随机实验组的方式进行了安慰剂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暖棚设施的使用,将为牧户带来畜牧业年均增收20117.99元,同时牧户草地的生态质量提升约6.75%。因此,设施型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协同草地生态保护和牧户生计发展,支持现代化牲畜暖棚建设,将“造血”式赋能草原生态经济,促进牧区绿色发展。

摘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摘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述"草畜平衡奖励"对于后续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地调研,对草畜平衡奖励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研究结果显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草畜平衡的实现包含了两种活动类型,一种是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另一种是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避免出现超载的情形,两种活动类型需要区别对待,前者的补偿是必须的,在一定的政策设计下,后者的补偿不一定是必须的。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产生了错误瞄准的问题,难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不能单独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并不是鼓励超载这种现象,而是为了超载主体能够实现有效减畜所做出的合理补偿。

摘要：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但由于结构性经济政策缺位,致使生态保护红线区利益相关者面临经济利益损失,因此研究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实践探索存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位、市场化补偿手段应用性有限、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关注不足等问题。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关键性要素主要包括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条件性和有效性。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需瞄准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制定差别化的补偿标准,配合使用不同补偿方式,精准有效监督补偿客体,构建补偿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摘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八大制度之一,是落实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生态补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补偿项目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实施领域基本实现全覆盖,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增加,与生态补偿相关的政策法规进展迅速,并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果。但是,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着资金渠道单一、补偿效率低下、缺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管理体系尚未完善等挑战,在新时期亟待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实现新的转型升级,即转变生态补偿中的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探索综合性生态补偿、推进市场化生态补偿、要与国家相关发展战略密切配合、要与其他政策工具对接协调。

摘要：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