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一词,目前所及,最早见于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六韬》一书,当时为一种箭的名称,是"闪电"的意思;而一百年前再次出现的"电影"一词,则为"电光影戏"的简称,不过是"以影演戏"娱乐方式的一种。两者形声一致,纯属巧合,并无承继。上海徐园广告中的"西洋影戏"不是"电光影戏",而《那桐日记》里所记的"看洋影戏"或"看洋影"当然也并非是"看电戏"或"看电影"。

摘要：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英美烟公司自1902年成立以后,便迅速成为全球烟草行业的"巨无霸",烟草生意遍及世界各国,至今仍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级烟草上市企业之一。在中国,英美烟公司早在成立之初便将资本的触角伸向上海,并以此为基地辐射大江南北,并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驻华英美烟公司,总揽在华所有业务,很快便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产供销一体的"烟草王国",从此辉煌了十五年,直到1934年由上海颐中烟草公司继承。后驻华英美烟公司又于1936年移至香港注册,并最终于1951年改称为香港英美烟公司。关于上海时期(1919—1936)的驻华英美烟公司,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在华的资本侵略或经济搜刮,其实它自身的管理运行策略及其经验等诸多方面也有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地方,而该公司率先把电影运用于其商业广告宣传的成功范例便是其中之一方面。为此,本文试图就该公司所属影片部的相关情况做一番初略的考证揭示,希冀对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摘要：2014年年初雪水稀少,却出奇的冷;接连几位电影人的匆匆离去,让人们更觉寒意。2014年2月19日凌晨,孙羽走了。听到有人问：＂孙羽是谁？＂为了在短时间内让对方了解,我会给出关键信息：＂孙羽是《人到中年》的导演＂。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最可惜的事情莫过于在他离世的时候,还不为人们所认识,并非因为他不够优秀,而是这个时代的人们过于现实,也太容易忘却。

摘要：本文立足于将口述视为对话史料,考察其对话本性对历史撰写的意义。"对话"赋予口述与生俱来的微观撰史特征。"对话"为使用口述史料的宏观撰史者提供"现在"与"过去"、"当下"三种声音的交流。"对话"让口述中的"伪"、"误"、"虚"、"隐"等"不真实"信息对历史撰写有了丰富的意义。

摘要：口述历史修辞学是口述史学与修辞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包括访谈时的口头话语修辞与出版文本整理过程中的书面语言修辞两个部分。此文主要关注后者,即如何恰当使用口述历史修辞方法将口头语转换为书面语,同时自省口述历史修辞学的困境,并展望其未来。

摘要：黄健中导演今年已经72岁了,身心活力令人羡慕;当2013年春天姗姗来迟,他已为筹备新剧忙碌开了。1990年他就宣布＂‘第四代’已经结束＂,同时＂不怀疑第四代人个人的后劲,也不怀疑自己＂。（1）果然,他成为第四代导演中至今仍保持创作活力的一个,而且他不刻意为自己的创作划定一个期限,拍戏已成为他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一、求变与坚守在专家、媒体对黄健中的纷繁评议中有一点共识,

摘要：目前所见的各种电影史著述,均把民新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的《飞行鞋》认定为中国第一部童话片。关于《飞行鞋》的文学原著,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格林童话中《罗仑》和《五月鸟》两篇改编而成,根据德国童话集《罗仑》中的《五月鸟》改编而成,根据格林童话《五月花》等改编。本文对电影学界关于《飞行鞋》的上述"定论"提出质疑,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罗仑》和《五月鸟》"及"《罗仑》中的《五月鸟》",为《罗仑及五月鸟》之误;第二,影片《飞行鞋》实际改编自茅盾根据贝洛童话《小拇指》编译的童话《飞行鞋》;第三,中国首部童话片是《寻父遇仙记》。在更正以上电影史实的基础上,本文还从创作过程、艺术观念、历史价值等方面对电影《飞行鞋》展开进一步的历史挖掘。

摘要：新闻纪录电影是人民电影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间,它的产量接近故事片的两倍,"较故事片更有战斗性"。它忠实秉承人民美学的特征——在毛泽东文艺方针指导下的工农兵电影。在人民美学的大框架下,新闻纪录电影有着自己的探索之路: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如何争鸣;真实性原则指导下的"采访摄影"与弄虚作假的"组织拍摄"之间如何斗争;集体创作与个人表达之间如何协调;"人民"影像与"人"的影像如何侧重。在这四组互为悖论的理念中,新闻纪录电影最终都选择了前者,抛弃了后者,以此组成"十七年"人民纪录电影的主要特质。

摘要：2011年4月27日,＂中国民族电影高端论坛＂在北京怀柔中影基地举行,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杨宋镇人民政府承办。本届论坛是北京国际电影季民族电影展中的一个重要单元活动。

摘要：本文以1980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为研究文本,细述了会议的起因、经过及影响。本次座谈会首次以官方形式对新时期电影的"禁区"及剧本创作的重大问题发起研讨,其"百家争鸣"的讨论氛围受到推崇;同时,它对相关作品的裁夺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甚至一度导致文艺界的轻微失控。这次会议不但决定了一部分电影的命运,也基本改变了新时期电影反思和干预生活的迅猛势头;客观上决定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电影逐渐疏离现实主义,走向艺术形式探索或商业化道路的发展路径,其影响甚至波及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