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对文艺工作的根本立场、基本要素和长远规划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创作方式的同时推出了“人民史诗”这一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范畴,提供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目前学界将以民为本的创作导向以及史诗叙事理论做了充分解析但具体到“人民史诗”范畴在艺术领域对艺术家们进行油画创作时所产生的引导性作用还尚未明晰,文章通过对“人民史诗”的观念与图像的建构方式进行深入探讨,结合油画作品的表现性、叙事性结构探索新时代中国主题性油画图式与观念的变革与创新性。

摘要：《东坡八首》是苏轼被贬黄州后所作组诗,其创作具体时间的认定对厘清苏轼始号东坡居士有重要意义。《苏轼全集校注》称此诗“元丰四年二月作于黄州”,孔凡礼《苏轼年谱》则系于同年五月,均与事实不符。《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悯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文中期待的是“来岁之入”,若为二月、五月,种麦与菜当年便可收获,无须等待来年。《晚香堂苏帖》载:“陶彭泽晚节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流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者。……元丰四年八月十六日,轼。”

摘要：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核心构成,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与文化渊源,表现为基于家族血缘产生的忠君伦理、农耕定居形成的故园情怀,以及天人合一传统理念下对自然的依恋。在三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文论史中,“爱国”情怀、“爱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彰显着鲜明的民族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与忠君思想紧密关联并深受影响;在字里行间深切缅怀古代爱国伟人、追忆爱国人士;对经世致用孜孜以求,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用中国传统文论涵养爱国价值观,对于培育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中华先民对山水和家乡的热爱、把德育融入美育中潜移默化地结合展开,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音乐文化挪用研究,是西方学界跨文化视野下开展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视角。然而,国内学界对相关情况总体了解不足。鉴于此,文章分析了跨文化视野下西方学界音乐文化挪用研究的历时性发展脉络,解析了其关注焦点的转移情况,对研究方法论的变迁也做出了相应考察并给予了批判性思考。

摘要：创作谈即公开发表的,作家讲述个人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创作内容、创作手法等的文本。问卷,也即“同题共答”,无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它由一份问卷与多份答卷组成,具有作为“文本”与“行动”的双重意义,因此成为考察1990年代以来青年写作问题与症候的绝佳样本。学界对创作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史料价值的发掘上,问卷作为特殊类型的创作谈,其“文本”外的“行动”意义相对被忽略,1990年代末的“断裂”问卷与同时期的《集体作业》、针对青年作家发起的绵延不断的问卷“调查”之间的精神关联,尚未被关注并阐明。

摘要：民国初年,浙江教育司、《时报》与周作人等都公开在报刊上征集歌谣,蕴含了三种典型路径,显示出不同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官方教育机构接续先秦以降“采诗”教化的传统,在通俗教育思潮中进行歌谣的改良利用;《时报》代表的报刊文人继承明清文人“真诗”的诗学传统,在文学变革中进行歌谣赏鉴和山歌仿作;周作人、刘师培等现代学人,深受无政府主义、民俗学等西方思潮与家族、乡贤等乡土传统的影响,在学术转型中聚焦民间并立足乡土。三类征集作为新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民间文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实践,都在古今中西的范畴中展开,不仅参与了民初教育、文学与学术的变革,并合力影响了之后的“五四”歌谣整理运动。

摘要：本文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史资料为基础,与西方社科数据库Jstor涉及民族音乐学伦理问题的相关文献互考互证,梳理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关于伦理问题的认识变迁,解读了2018年北美民族音乐协会伦理委员会《伦理宣言》最终形成的原因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尽管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对本土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其自身体系也并非完美无瑕,其所颁布的《伦理宣言》有助于启发和提醒国内学术同行反思自身,但相关问题依然有待于持续研究与反思批判。

摘要：2020年陈河发表《天空之镜》,让创作视野随着自身行旅的轨迹,投向海外华人作家久未涉足的南美洲,空间层面的跨域虽然已让人耳目一新,但空间位移背后,作家世界性视野建构方式的更新,以及建构维度的扩容,更值得受到关注。同时,陈河创作中传递出的越加鲜明的世界视野,也需要在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中重新加以定位。在“身份”“认同”“离散”等书写主题走向经典化的当下,不仅海外华文文坛经历着创作主体的代际转型、创作题材的推陈出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面临着拓展研究视域、更新研究范式的挑战。

摘要：继20世纪60年代阿歇尔、科尔斯等考古学家将“实验考古学”作为一个特定概念进行探讨和推广后,实验考古手段在西方迅速得到关注。实验音乐考古的产生与实验考古学的发展紧密相联,大量相关研究陆续产生,但仅有艾希曼、鲍斯等少数学者对“实验音乐考古”进行过专门的学科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本文在梳理国外实验考古学概念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实验音乐考古”进行定义,并对其性质、范畴与分类问题进行探讨。本研究将实验音乐考古按层次与目标分为外形复制、全真复原、复制与演奏实验、音乐表现力实验等多个类别,并对各类别的研究案例与特征予以综述,特别对国际音乐考古学会(ISGMA)组织出版的十本系列论文集进行了整体综览,旨在使实验音乐考古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得到呈现。

摘要：20世纪初,胡适借助毛子水“整理国故”的主张号召学术界要用“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于我国古代历史文献遗产进行重新整理。余绍宋有感于画学书籍的整理刻不容缓,遂先后编撰《画法要录》与《书画书录解题》二书,首以科学方法对于古代书画典籍进行分类编排。四十年代,俞剑华借“整理国故”之名创“消极之整理”与“积极之建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在余氏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再次对于古代画籍的分类进行了调整。80年代,温肇桐辅以目录学方法对于前述分类体系修改之后提出了更为简明的分类方法。通过对于三种分类方法的比较研究,可以明晰前辈学者在提升古典画学文献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研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