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政府竞争在我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核心的作用。从“为增长而竞争”的单一任务维度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多维任务维度,引入公共选择领域中的竞赛成功函数,在一个前后一致的逻辑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讨论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及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不考虑多维度竞争绩效的测度成本差异,前者“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模式是后者地方政府“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激励模式的一个特例。聚焦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多维竞争机制同样具有一维竞争机制信息需求量少的优势,与单一维度竞争机制相比,满足一定任务维数和获胜维数条件的合理多维竞争机制设计能够适应当前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更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在对称纯策略均衡假定下,地方政府存在着同时获胜的可能性,需要根据任务目标进行奖励结构优化与匹配,在任务维数过多、资金负担较为宽松的场景,适当增加获奖数量,使地方政府从竞争中获益;在需要短期内见效的任务场景,减少获奖数量,确保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快速取得成效。地方政府的异质性特征不会改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却会降低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对机制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模型的前提假定和均衡结论,提出合理设置任务维度、权衡考核奖励数量、统一考核机制指标和缩小差异均衡发展等建议,以期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机制的激励效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之治”何以管用提供理论解释和完善路径。

摘要：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摘要：传统经济学隐含的同质性假设无法解释中国不同地方政府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行为,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研究陷入困境。通过剖析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异质性的传导机制,从收入和偏好两个异质性维度出发,建立地方政府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地方政府关于环境合作策略选择的行为演化过程及其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环境合作治理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偏好差异,以及对合作方的损失补偿或对不合作方施加监管与惩罚的力度。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加大对不合作者的监管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参与环境合作的概率;适度的偏好异质性有利于促进区域环境合作;而地区间收入异质性不利于促进区域环境合作;在两地方政府收入相当时,一方可以迅速模仿复制另一方的环境策略,表现为相邻地方政府的策略趋同。基于此,提出加强环境监督约束机制,合理设计现行政府激励机制,完善区域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环境转移支付制度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区域环境合作治理高效执行,促进经济绩效向环境绩效良性转换。

摘要：国内关于自然灾害长期间接影响的研究较少,理清自然灾害的长期间接损失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与深刻政策含义。基于1994—2016年四川省181个县的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分别研究汶川地震对10个极重灾区经济产生的长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对灾区经济造成的长期间接影响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复兴”型灾区,包括茂县和彭州市,表现为2016年人均GDP恢复到了其反事实水平;第二种是“复旧型”灾区,包括汶川县、北川县等8个极重灾区,表现为2016年人均GDP未恢复到其反事实水平。2008—2011年,所有极重灾区经济恢复情况都比较好,2011年之后,“复兴”型灾区继续保持较好的经济恢复效果,但“复旧”型灾区经济恢复效果开始走下坡路,并可能形成“贫困陷阱”。在此基础上,结合罗默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分析汶川地震对经济长期间接影响异质性的原因,发现灾区经济恢复效果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2008—2011年经济恢复情况较好的原因是国家和当地政府进行灾后重建所拉动,2011年后“复旧”型灾区经济恢复变差的原因之一是灾区在重建过程中负债沉重,导致后期投资不足,且拥有较好的就业率和人力资本的灾区经济恢复会更好。由此,政府在制定灾后救援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减少初期灾害损失,还应考虑减少长期经济损失;灾区政府应当合理安排援建资金,将援建转变成一种机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

摘要：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

摘要：城市出租车电动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受补贴政策、燃料价格、电池技术进步、充电桩布置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补贴退坡政策为背景,通过燃油出租车、双燃料出租车、电动出租车运营利润的比较,建立了出租车电动化转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政府补贴、购置税优惠、电池成本、充电基础设施四个政策变量,设计基准情景、加速电动化和低速电动化三种情景,进行了政策仿真。结果显示,不同政策激励下电动化转型进程存在显著差异,政策组合有助于提高电动出租车的市场渗透率;取消补贴和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将减缓电动化转型速度,但是及时采取其他政策组合能够弥补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加速城市出租车电动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全过程控制的视角,采用LMDI完全分解模型对长三角城市工业SO2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源头驱动因子对长三角工业SO2排放表现为促增作用,而过程控制因子和末端治理因子则表现为减排效应。考察期内各影响因子的减排效应存在时空差异,末端治理是长三角各城市工业SO2减排的主要手段,其在经济发达城市的减排贡献较之于经济欠发达城市相对较小,经济增长则对工业SO2排放的促增作用最为显著但趋于减弱,而经济结构、煤耗结构和煤炭清洁利用的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且其减排能力提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末端治理水平是当前减少SO2排放的通用型措施,而提高工业能源效率和煤炭清洁利用水平在未来则有更大的减排潜力。

摘要：枢纽点的失效和爆仓现象随着快递业务量的增长时有发生,为缓解枢纽点可能发生的失效和爆仓现象,基于0-1整数非线性规划方法,建立了考虑失效和拥堵情形的单分配轴辐式物流网络枢纽点选址及路径分配模型(SApHLP-RC)。模型以最小化物流企业期望运输成本为目标,通过采用改进的粒子群算法(PSO)对模型进行编程求解。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分析了该模型与传统轴辐式网络模型在物流网络设计方面的差异,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考虑枢纽点失效和拥堵情形下的物流网络结构可以更好地实现物流在转运中心上的均衡分配,提高物流网络的稳定性。同时当枢纽点发生中断时,网络的优化设计可以为物流企业采取路径重置的应急措施提供相应的建议。

摘要：探究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是推进煤炭行业应对危机、推进其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运用比较分析、相关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剖析疫情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预测在其他行业不同的变化情景下,煤炭行业未来变化率。研究结果表明:疫情通过下游的消费、流通和其他工业行业传导到国民经济上游的煤炭行业效力呈现减弱态势,煤炭对疫情的反应有一定滞后期。疫情通过终端消费路径使煤炭行业增加值减少1.52%。煤炭行业应从组织间链接、权变控风险、组织内提质等角度设计优化升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