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旅游领域正在发生基础性、结构性的变革,形成了城市群一体化、休闲与旅游一体化和数旅一体化的三个“一体化”格局,并演化形成以城市产业能力为底座、生活丰富性为基底、城市风情为吸引力、新创意阶层为依托、跨界企业为网络、城市服务和治理为支撑的新机理。城市旅游由此在我国旅游业发展格局中呈现新的定位,面向新时代,城市旅游应构建更强的市场功能,全方位赋能城市发展。

摘要：人力资本积累是增加收入、推动消费升级、提升服务消费水平和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重要力量。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分析研发资本存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中国城市创新力指数影响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提高服务消费水平和缩小服务消费差距提供政策设计依据。研究发现:第一,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提高服务消费水平和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缩小效果最大且对其他区域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缩小的空间溢出效应最突出。第二,技术创新水平在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中具有间接机制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提高研发资本存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缩小差距。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服务消费差距,需要从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供需匹配能力、适度调节进口贸易占比、提升居民数字消费能力、提高研发资本存量占比等方面发力。

摘要：深度技术产业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概念。深度技术产业通过应用前沿技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从而在促进消费方面具有较大潜力。本文在简要分析深度技术产业定义及特征的基础上,对于其发展路径,提出要通过方法融合、技术融合、供应链产业链融合,构建“设计—构建—测试—学习”(DBTL)循环发展周期,创建产业生态,充分发挥深度技术产业促消费的潜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转型金融的大力支持。中国式转型金融方兴未艾,尚处于起步阶段;转型金融市场规模和产品种类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减排项目领域;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中国金融机构成为转型金融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正在加强转型金融框架建设,“五大支柱”可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中国式转型金融面临标准和路线图缺失、行业及项目相关信息和数据基础较为薄弱、产品设计机制不完善、转型金融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函待维持等多方面现存挑战。未来,中国转型金融市场将更加活跃,转型金融产品规模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因此,应尽快设置结构化转型金融标准,加强转型金融产品的标准化信息披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与国际合作,加快推进转型金融市场的规范化、产品的多样化;同时,应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转型企业三方发力,构建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式转型金融商业模式与激励机制。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制造业是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服务业是低耗能低污染的绿色产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考虑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副产品”后,服务业的发展并不绿色。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基础,推动服务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质量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鉴于数字经济具有绿色属性,能为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途径,加之数字经济大发展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依靠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绿色转型已经具备现实基础,为助力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搭建完整理论分析框架,梳理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随着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产业的新型经济形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态,可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业绿色转型提供可行的路径机制:从现实案例看,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物流业绿色转型;从理论分析看,新质生产力能够依靠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优势为服务业绿色转型提供关键支撑,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率、形成规模效应为服务业绿色转型提供可行路径。我国服务业绿色转型起步较晚,目前在理念、资金、技术、市场环境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业绿色转型,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提供配套的政策和措施:一是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服务业绿色转型的技术和人才支撑;三是加大对服务业绿色转型的资金支持力度;四是培育和规范服务业绿色转型的市场环境。

摘要：为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需要,文化产业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和变革创新,加快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势在必行。数字文化经济既是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经济的构成部分,其核心特征是文化的要素化生产、创意的工业化转化、消费的沉浸化方式。我国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尽管有不少挑战,但总体基础比较好,前景广阔。推动数字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推动数字文化经济高质有序发展;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培育数字文化应用场景;支持企业内部创新,增强数字文化核心竞争力;创新科研机构研发管理目标,升级数字文化产业价值链;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数字文化复合型高端人才。

摘要：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振兴中国居民消费,需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实现改革与政策协同推进,促进全体居民消费和农民等低收入重点群体消费并重,坚持短期振兴消费与长期促进消费相结合。推动消费复苏与升级,要着力稳定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条件;拓展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鼓励新型消费,增强消费活力;完善农村消费环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需要实现由投资导向型发展思路向收入和消费导向型发展思路的转变,一个具体的制度性关键是引导税制设计实现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效应去评价企业,真正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均衡发展。数字消费是数字技术与消费行为的耦合,涵盖以数字商品和数字化商品为主的消费对象,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发展的新特征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促进数字消费发展,要着力下沉拓展市场,发挥数字消费对生产的引领作用,加强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推进数字消费制度建设。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消费差距小于收入和资产差距、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高、消费结构总体较为合理等特征,有效释放农村家庭消费潜力,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形成健康的农村消费环境。

摘要：跨地区的旅游创新网络在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但创新网络也伴随着欠发达地区创新人才、资源外流的现象,使其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旅游创新网络是否存在“低端锁定”,抑或是能促进“协同创新”?鉴于此,基于网络演化视角,收集和整理中国31个省份历时20年的旅游专利数据和相关面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中国省际旅游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中国省际旅游创新网络空间异质性显著,体现在低值包围高值、东高西低的总体布局形态,度数中心度空间差异显著,以及结构洞优势明显等方面;核心区块以“核心群岛”形式存在,边缘省份受网络资本影响;宏观尺度上存在“低端锁定”,中微观尺度上趋向“协同创新”。对此,各省份应联手打造“旅游创新走廊”,结合网络环境和自身条件正确认识自身的网络地位,同时低端省份应从战略战术双重层面发力,摆脱“低端锁定”。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依然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发展积极性,通过优化制度设计使之适度,并控制可能对其他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

摘要：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底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认为数字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完成工业化后的主体经济形态,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同时,揭示了推动制度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数字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职能、税制要素结构、税收管理制度、税收分享机制、税收管辖权等诸方面带来显著影响。据此,应推动传统税收职能转变、扩大税制覆盖范围、构建多元主体数字经济税收管理框架、优化数字经济税收分享机制、参与国际数字税收顶层设计等系统性变革,重塑数字经济环境下的税收治理规则,巩固财政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