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活态口头传统的理论模型,交流诗学的主旨在于更新人类口头艺术的研究方法,其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发生的语言转向对于当代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视域拓展——以演述为中心的范式转换以及聚焦小群体内部艺术性交流之民俗概念的当代重构;另一方面也从语言学特别是言语研究的理论发展中获得理论动力,将交流的维度引入口头诗学并进一步拓展了既有人类口头艺术的综合性研究传统。在此基础上,经由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活态口头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和比较研究,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与作为诗学的交流行为这一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均得到了有益拓展与补充。

摘要：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文化以及藩属国文化,在汉初依然盛行。“大汉”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受到质疑或挑战的时候,“汉文化”也缺乏一个精神源头和“合法身份”,“汉文化认同”也就无法顺利建立起来。贾谊入楚,发现屈原、楚辞,将“楚文化”从诸多文化中突出出来,为汉王朝所接受。在“楚变汉”的过程中,西汉王朝的“文化身份”逐渐得以确认,推动了汉代文化的深度发展。西汉王朝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得以完成,最终形成了代表汉王朝“文化形象”的文学、艺术形式。

摘要：民间文艺保护缘起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博弈,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中国率先实施该项保护可能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是国际社会的民间文艺保护只施用于“土著”,这是以承认弱势族群和文化歧视为前提的,中国实施该项保护与国情不符、与宪法相悖;二是民间文艺保护不适用于多民族国家,会对民族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三是著作权法具有地域性,无权对境外的侵权行为行使司法管辖权,只有在所有成员国同步立法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四是民间文艺本属公有领域,当作私有财产加以保护既破坏社会公平原则,也损害公众利益。中国如果非要对民间文艺实施私法保护,建议以精神权利保护为主,暂不对经济权利做出规定。

摘要：有别于传统经史范式,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立是《楚辞》神话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异质文化冲击和现代学术建构的驱力下,20世纪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成为时人理解中华文化、重勘中华文明的途径。20世纪前期形成的四条基本路径影响至今:诉诸信史的实证研究、文学艺术的系统研究、跨文明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阐释。经20世纪中期过渡,80年代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走向繁荣和学科自觉。同时,随着中国神话学界的前沿反思与范式推进,《楚辞》神话与中国文明起源特征、早期经典形成、早期中国思想史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新的学术视野和新的学术使命都昭示着,《楚辞》神话研究必将继续参与到更深入更宽阔的当代学术发展中。

摘要：文学人类学团队2023年7~8月举行的第十六次玉帛之路(东北道)文化考察,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18个县市,聚焦史前玉文化在上五千年间的发生发展和传播,以吉黑地区距今10000~9000年重要遗址为首,南下催生距今8000~5000年的西辽河地区玉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第十六次考察报告提出,重构中国玉文化史源流的总体性认知模型。整合相关学术研究新成果和考古新发现,设计东北全境旅游的物质文化专题游全新线路,以沉浸式体验万年中国的上五千年文化为总目标,开发东北三省加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四省区文化旅游专线,将启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作为直接功效,打造全国范围内目前独一无二的“中华上五千年体验之旅”品牌。

摘要：元明以降,随着文人印的崛起,诗书画印之间形成了广泛的互文性叙事。早在宋代,苏轼就曾以杜诗、韩文、颜书、吴画并举,推为“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典范论基于唐人的艺术实践,即风格上的雄丽健举,法度上的森严、“集大成”而“一变古法”,具有统一性。但它却在明清之际被重构了:颜真卿变而为钟繇、王羲之,吴道子变而为二米、为黄公望。重构的因子正伏藏于同样来自苏轼的“士人画”理念。这既意味着苏轼本人的诗性世界里存在张力,也意味着这种张力最终发露,变而为近世艺术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典范论的重构,与明清画学史上的南北宗之分、书学史上的晋唐之争密切相关,董其昌在其中提供了相当有代表性的理论。综合考察不同时期诗、书、画、印艺术典范之间的离合同异,不但可以看到晋—唐、唐—宋、儒—道、仕—隐、韵—法等诸如此类的分野是如何在艺术领域中形成的,也可以看到文化是如何“规训”艺术,而艺术又是如何于植根于体类、材料,在有限空间内保留了它“不服从”的天性的。

摘要：辛弃疾是英雄词人,他爱英雄,想英雄,唱英雄。其词刻画了南宋各类英雄豪杰,是一座英雄人物形象的画廊。词人运用白描写实、想象夸张、场景细节、即事叙景等多种艺术手法塑造出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南宋英杰形象,还善于将英雄词人自我与词中英杰互相辉映,发出更绚丽的光芒。

摘要：在经历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知识大分化之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谢林神话哲学的先验人类学立场及其先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从绝对者的自由立场进行理智直观,神话在人类的本原存在中具有本体地位和基础性质,这就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所具有的潜能阶次及其在逐级实现的环形结构中的相应位置。谢林的神话哲学表明,神话象征着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与绝对者必然具有神性的、超越的信仰关系。这种必然的信仰关系为神话的发展以及人类学的方法论确立了理性的目的论方向。谢林神话哲学的这种先验人类学立场看似抽象而玄虚,却对艺术人类学乃至一般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奠基功能与启示作用,也应当是人类学经验研究的一种根本立场。

摘要：和辻哲郎的思想“转向”问题是日本现代思想史上的难题,也构成了反思“二战”前日本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切口。和辻哲郎的“转向”以古佛品鉴为起点展开,他将反映“艺术本质”视为“写实”的真义:一方面,以美术视角看待宗教对象的做法继承了费诺罗萨、冈仓天心开拓的路径;另一方面,将写实之“实”定义为“内在真实”是他异于师辈的看法。对“宗教之美”的探讨被和辻哲郎转化成“美之宗教”的议题,同时代的浪漫主义取向在和辻哲郎处清晰显现出来。和辻哲郎对内在真实的强调与教养主义理念相融合,展现出一个转向内面的西化主体。和辻哲郎希望以转向内面的方式解救当时日本的颓废风气,却在事实上更深地丧失了批判性。和辻哲郎的“转向”意味着关注对象的转换,而非深层逻辑的根本改变。和辻哲郎的困境为其后期的思想限度埋下了伏笔,也为我们管窥现代日本思想理论的困境提供了视点。

摘要：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皆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的硕果。对这三部作品,可以从新时代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小说文体的兼容并包、乡土书写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等方面作出集中探究与考察。这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对于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