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摘要：对蔡邕碑文所树立并深刻影响中古碑志创作的人物才性品评笔法,韩愈碑文表现出了明显的疏离。蔡邕碑文深受才性品评思想影响,追求对碑主的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进行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与“通人”的崇尚;其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对碑主进行全面记叙与刻画。韩愈的碑文不追求对碑主进行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和奇倔的性情,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邕碑文所树立的品评语言传统。蔡邕碑文对唐代碑文创作有显著影响,韩愈之前及同时代的古文作家,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蔡邕碑文的影响。韩愈碑文具有巨大的独创性,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要：数字人文须超越工具阶段,其突破点在于如何以计算批评的方式介入更广泛的话语和文化实践中。计算批评是以数据化和计算建模为基础的知识表征和文本诠释过程,是一种全新的文本阐释学,属于广义的文化批评的范畴。它以作为社会实践的观念领域为对象,其前提是可解释的工具,强调模型在思考和推理过程中具有的意义。在“数据→模型→细读→理论→数据→……”的阐释循环中,人文学者从自身的领域知识和细读体验出发,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论证问题,激活工具的“自反性”,达到破除算法黑箱、发现文本背后的生产逻辑的目的,使“人”的维度在数字时代重放异彩。就现状而言,计算批评或可成为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未来应有更多的量化成果以计算批评的面貌出现。

摘要：李双双是一个深刻烙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生命状态、在时代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艺术形象。本文探讨这一妇女“新人”和她的“泼辣”性格的生成、演变与接受的历史。以小说《李双双小传》、电影《李双双》、豫剧《李双双》和社会对李双双的接受为文本基础,将李双双放回1958-1963年社会历史变动的土壤和李准写“新人新事”“问题”小说的脉络中,从李准对时代现实中的问题的敏感,调动乡土文化、伦理资源来回应政治政策的能力,以及对乡村妇女的生活、生命史的理解等层面,探讨李双双和她的“泼辣”的生成史及其历史、政治、文化、思想意涵。在如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小说、电影、豫剧中李双双的“泼辣”塑造,实蕴含着将时代要求的“集体精神”与传统中国人有关“义”“理”“公道”等价值进行有效连接,然后在此一亦新亦旧的义理的践行中通过细腻感通他人、以承担为乐的生命状态,以生成一种新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形态。这些具有重要思想、实践意义和高度洞察的思考、文艺创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转换消失其意义,而有待关心中国妇女现实与未来的人们认真重访。

摘要：陶渊明与庐山佛教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陶渊明批评和拒斥庐山佛教阶段,以《饮酒》二十首其二为主要标志;二是庐山僧侣批评陶渊明的阶段,以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为主要标志。慧远是我国第一个把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报应观念结合起来加以阐发并使之中国化的高僧,而因果报应之说乃中土佛家的根本教义。陶渊明《饮酒》诗其二直接批判庐山佛教的果报论,《乞食》诗以戏谑口吻嘲笑“冥报”之说。陶诗浸染着时代思潮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陶渊明作为一位诗人,抒发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感悟,是其最根本的艺术追求。陶诗并不服务于任何论争,陶渊明也无意与任何人论争。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套拟陶渊明创制的“《止酒》体”,批驳陶渊明《形影神》诗,其用意在于讽刺嘲弄陶公,陶公既不笃信《易传》积善之论,更不信奉佛教因果之说。上述陶诗中的思想旨趣,可能都是激发庐山诸沙弥以“《止酒》体”创作《观化决疑诗》的潜在因素。陶渊明与庐山佛教在思想信仰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故陶渊明不入莲社。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写就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篇。“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和工作导向,是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核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维度具有四重内涵,即全局观引领下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谱系化视野中紧紧依靠人民的文化原则、整体性探索下不断造福人民的文化发展目标、体系性构建中牢牢植根人民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实践领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文化实践。人民文化实践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在增进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方面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摘要：民间寓言的完型要素包含动词性成分、名词性成分和训语,前二者合为故事。动词性成分常见闭合、反闭合及复合型。名词性成分可大致切分为通名、喻名、专名三个区间,映射关系的限定性依次增强,意义空间随之缩减。训语的使用则有无训语、内训语、外训语、内外兼具的双层训语四种情况,故事的寓意逐渐彰显。寓言和其他文体之间并非截然两分,而是呈谱状排布。完型的文体感最鲜明,以上要素的任意一种发生改变,文体风格也将随之转化。编创者可将要素视为变量,利用其修辞特性,重新设计三者的比例关系,打破文本的平衡状态,从而重塑民间寓言,实现预期的叙事效果。

摘要：占据维特根斯坦思想核心地带的,是其艺术气质而不是科学精神。对维特根斯坦而言,音乐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衡量精神事物的尺度;作为深层的精神背景,音乐深刻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的结构形式,其还有以音乐阐述哲学思想的偏好。新的思想方式必然伴随新的述学文体。维特根斯坦是出色的文体家,“语言批判”贯穿其思想脉络的始终,并赋予其哲学著作以长久的文学价值。维特根斯坦将哲学视作一种语言行动,即一场与语言的搏斗,由此而展开了以思其非思、以言其不可言的“诗化哲学”;后期维特根斯坦修正了“唯名论”思想,把语言从形而上学返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当中,使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基于语言“构成性”“生成性”双重结构的认识,维特根斯坦以“描述性”语言克服了“语言的空转”,立体呈现超因果思想的生成过程。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强度使自己成了未来知识界的智慧来源之一。

摘要：“清单编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各缔约国规定的义务,也是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实施《公约》的基线行动。自2005年3月在巴黎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专家会议”以来,《公约》秘书处多管齐下,从组织区域或次区域研讨会到举办“培训师培训”工作坊,从开展试点项目到推荐示范性个案,积极探索国家层面和学科间不同的清单编制方法和方案。与此同时,相关缔约国也在清单编制及其体系化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本地案例和操作经验,包括中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遵循《公约》精神——“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2011年1月,秘书处为推进“全球能力建设计划”建立了《公约》培训师网络,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清单编制》小手册在内的“《公约》工具包”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在线发布。2015年11月,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要求,秘书处开始着手为各缔约国实施《公约》编写专门针对清单编制的原则性说明文件。2017年10月,基于实施《公约》的前十年积累的经验、案例乃至问题和挑战,秘书处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指导性说明: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内》(本译文简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导引》或《导引》)。2019年,文件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三种文本在线正式发布,受到相关行动方的普遍重视。此后,秘书处根据《公约》的内容,同时结合各缔约国在清单编制进程中共同面临的横向问题,对原文件进行了局部修订和补充,并于2021年2月完成文本更新,随后在线发布,整体替换了以前的版本,可谓积年乃出,不断精进。考虑到这份《导引》对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尤其是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清单编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借力《西北民族研究》常设专栏“民俗学与民间文化研究”刊出拙译,愿识有方,疑义相析。译文直接译自2021年版英文文本。正文主要由引言、准备清单编制、符合指导原则、清单编制标准与分类体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议五部分构成,但“八项指导原则”始终是一条红线,将一系列提示性建议框定为50个段落,加上文末随附的两份纲目化清单,整体构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工具性导引。为便于阅读和使用,译文格式在保持原文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本地化处理,同时为文化政策研究保留了可资引证的段号。文中多处引述《公约》基本文件的具体条款,译文则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进行对读参校,行文中不再另作说明。此外,译文中涉及大量专用于2003年《公约》的关键术语和规范语汇,大多并不通用于其他文化类公约。译文表述肯定还会有疏漏之处,也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摘要：“核心序列”是民间故事的计量单位。一个民间故事中最高级别的缺失为“核心缺失”,核心序列内部的功能项遵循“核心缺失发生——针对性行动——结果”的逻辑顺序。对应于一个核心序列的情节为“核心情节链”,它在语言层生成的文本才是“一个”故事。一则口头传统中的自然文本可能含有一个或多个核心序列,多个核心序列之间为前后相续的衔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