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配之以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使得家族网络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立并由之所否定的东西,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正当性和合法性。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亲族伦理制度,通过自身的结构运作塑造着一种团结形式,为个体成员提供着社会性支持作用,恰对西方的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形成某种程度的补充。和谐社会建设要重视传统家族网络及其伦理文化的社会意义,与时俱进,设计出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举措来,有所为有所不为,方不失为明智之举。

摘要：本文从中国人心理生活的"情境中心"以及"要面子"两个特点入手考查其是否会表现出自我增强。研究过程采用被试间设计,分别设计了两种实验情境("大争组"与"自然组"),要求其中被试进行自我评价,结果显示处于为大我争面子情境之中的被试的自我评价较自然情境之中的高,进而证实中国人同样需要自我增强,而其是否会表现进行自我增强取决于情境的特点。

摘要：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发端肇始于对传统体育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武术的研究却异常薄弱。前期相关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大都以历史学、民俗学为框架和导向,注重参与观察的人类学理论的介入也仅仅大都停留于对其必要性的理论阐述,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近于一个盲区,少而无力。论文在梳理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文化人类学对我国武术文化进行研究的构想:(1)乡土村落: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的独有视窗;(2)武术拳种:与村落武术研究交相辉映的微观个案;(3)固定的村落与流动的拳种:构筑与交织中国武术研究的文化版图。

摘要：作者首先剖析了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政策目标 ,认为解决医疗补偿机制是核心问题。并提出应该用一整套非营利的制度为公立医院重新定位 ,应对公立医院制度改革进行系统化的设计 ,其目的是真正确立医院独立经营的地位。最后提出分类管理的政策难点是法律、政策设计和医院效率问题。

摘要：目前我国以至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社会考试的普遍发展应当在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中来进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其可以说是全球性风险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这样的情况,对其所进行的合理规制的设计就应当考虑到法律和教育系统本身的系统特殊性来进行结构性的耦合,这种耦合可以借助于法律系统内的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予以实现。

摘要：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产权经济学在分析组织选择问题时,都隐含地假定不同组织形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相同的。本文提出一个人力资本的控制权理论框架,指出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重要差异在于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分布不同,这种差异内含一个假设即对于人力资本的不同激励方向,可能带来不同的产品组合。进而,本文以不同剩余控制权分布对目标产品和创意产品的不同激励效应为例,阐释这一理论框架,探索了三个关键机制:注意力分配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人力资本的控制权理论为组织选择议题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视角,即组织选择有必要考虑组织形式与激励方向之间的匹配性。

摘要：20世纪的一个辉煌亮点，是普遍的福利理论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是人类理性力量的一次充分显示。我们由此看到：依靠人类理性的设计——社会政策，相互冲突的利益是可以协调的，稳定和繁荣是可以实现的。

摘要：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扶贫政策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唯命是从",完全按照上级的政策要求行事;"过度解释",主观扩大政策规定的范围或提高政策执行力度;"适当变通",为了平衡政策对象的利益,在执行政策时会进行适当变通;"适度突破",未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行事,针对特殊情况予以特殊处理,跨越制度限定的边界。地方政府采取不同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这反映出国家制定政策的意志和逻辑与农民的利益诉求和实际需求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和错位。建议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扶贫制度政策时,多从民众的视角出发,据此设计出的制度和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才会更加顺利,产生最大化的效益和效果。

摘要：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不断提高人的生活品质是"杭州经验"的一个根本理念。生活品质引领着城市消费的品质化趋势,体现了个人日常生活的风格化和艺术化,展示了城市社会认同的核心和集体消费的精髓。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对"杭州经验"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城市消费品质化具有消费品质的体验性、消费方式的包容性与消费生活的审美性等特征。此外,杭州在"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包含着打造一种城市生活的新美学、开创一种城市生活的新秩序和建构一种城市生活的新认同等新的意涵。可以说,城市消费品质化是一场日常生活的新变革,是通向"明日的田园城市"的一个大胆实践和制度创新。

摘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欧美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基于理论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生育、教育等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但其影响较小;如果同时对每个领域进行系统化的配套改革,即使每项改革的幅度不大,也将取得更好的效果。实践中,受制度的具体设计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欧美国家的改革推行受到了各种阻力。为化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和压力,进行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险、医疗、住房、交通、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整体改革已是当务之急。除了将年龄作为各项政策改革的重要参数,还需考虑性别、民族、身体机能的自然退化等更多现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