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愈发严厉的环境规制下,什么样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采取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环境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分析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突破了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真正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层面上:企业管理者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越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解决内生性问题、样本自选择问题以及其他敏感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的检验上,本文的创新是将企业环境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迫使企业增加对环境治理、社会公关和生产制造成本的投入,是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影响的部分中介因子。本文考察来自周边社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的环保压力发现,它们分别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增加了以往经济/产业分析中很少注意到的“社会维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程度低、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经济发达程度高、执法环境好地区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更强。

摘要：翻开任何一张报纸,我们都能看到一例例招聘广告,它为求职者带来方便,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为此,我兴致盎然地统计分析了《北京日报》(1993年1月11日—3月23日)刊登的招聘广告100则。 在这100例广告中,有的招聘“经理、推销员、文秘人员”,有的招聘“财务主任、项目经理、司机”等等,本人统计广告中出现这样的专业项目林林总总的名称共计243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摘要：近年来兴起的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已然成为多地城市社区资金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面对相似的政策背景,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社区两委,表现出的政策执行力却千差万别。研究发现,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的阻力,由政府部门政策设计的能力、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预期,以及政策对象的支持力共同设定;该项政策执行的动力,则可以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被型塑和建构出来。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基层社会活力也是影响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变量,此类政策执行的过程,既是对二者的考验和检验,也是对二者的促进和提升。

摘要：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经过大规模开发扶贫,原有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新的致贫因素在出现,特别是伴随发展而产生的贫困现象,比如移民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贫困。造成发展中贫困的原因之一是政策和项目的设计中没有考虑到对贫困人群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减贫不仅仅需要专门的减贫政策和减贫项目,也需要各种政策和项目的配合。贫困影响评价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在重大工程和政策中充分考虑对贫困人群的影响。本文将阐述贫困影响评价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减贫的重要意义。

摘要：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摘要：长时间以来,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处境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有人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出路是返回农村;也有人认为,城市应该完全接纳他们,使他们城市化。但是在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以及社会结构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我们在对温州的抽样调查中,从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三个层面进一步证明"半城市化"格局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应该积极地把推进农村流动人口彻底城市化纳入刺激经济发展的对策中,以便更好地把刺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民生问题与促进社会结构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打破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格局。

摘要：通过对日本人口转型、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日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与改革。老龄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财政负担便会加大,在业人口缴费率会提升,退休年龄会推迟,养老金替代率会降低,而青年一代则会对政府筹办的养老金可持续性产生怀疑。日本的经验给中国的启示是:需要尽快提升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整合支离破碎的养老金制度体系,扩大养老金覆盖面,但平缓提升养老金金额并使之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当前替代率过高,伴随老龄化水平升高而带来的"福利降低效应"会引起老年人普遍的不满,给政府未来的行政增加压力。

摘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公共性重建的根本命题,公共性阙如是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深层困境。发展基层民主是培育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公共性是协商民主的目标和"试金石",协商致"公"为两者的统一。公共性体现在个体、社会和国家这三个不同层面,基层协商可以按照是否涉及决策和决策权力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在促进不同层面公共性的成长上作用也有所区别。基层协商的主体确定、议题选择、程序设计等环节均蕴含着公共性的载体发育及建构途径问题。新的公共性既保障个体权利和自由,又超越个人偏好,利益指向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公共性的重建一方面需要国家权力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公民从私人领域迈向公共领域。

摘要：韦伯(***)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

摘要：关于"中国梦"的讨论要具体化、明确化,为此就要专门化、科学化。那么,民生建设的"中国梦"怎样界定?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应该是"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在概念释义、政策制定、投入导向和时机选择四个角度看,这是对普遍福利时代来临的理论反映,是民生建设必须明确的目标。"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福利模式的新选择。依据我国悠久的思想资源、我们对社会建设目标长期探索的宝贵成果、我们从事的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丰富经验,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概念的涵义。而底线公平福利模式可以在理念、制度、机制设计和体系建设四个层面,将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