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藏殷末坂方鼎及西周荣仲方鼎资料近已刊布，二器铭文对研究商代周祭制度、商周历法和相关礼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于铭文内容已有详考，今不揣谫陋，就鼎铭及相关问题略陈賸义。

摘要：2022年,三星堆遗址八号坑西北侧出土1件腿部缺失的屈身倒立人像,可与1986年发掘的二号坑出土足为鸟爪的腿部拼合,造型奇特,如同杂技中高难度的柔术动作,与中美地区古代文明的“柔术者”形象颇具相似性。中美地区的相关遗物,刻画的是真实发生的仪式性杂技表演,意在模拟玉米等重要农作物和可可树等重要植物发芽和生长的过程,表演通常是由宗教上层人物完成,以展示其保证万物生长的宗教能力。以比较的视角观察,三星堆出土的这件特殊器物,可能也是对真实的宗教仪式中类似柔术表演的艺术表现。人像的两只鸟爪状足各紧抓一勾喙之鸟,鸟体窄直、有分成两叉的尾部,颇似鱼形,可能是对鱼鸟转生主题的表现。

摘要：2005年初夏,我陪同一位丹麦考古学家参观北京故宫。他问我谁是故宫的设计师,我既不知道也没想过,但也奇怪为何此前未见有人关心此事,在故宫的说明和介绍中似乎也没看到这方面的内容。大约是我们习惯于欣赏或展示那些包括宏伟建筑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却忽略了它们的创造者。

摘要：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近入藏西周中期青铜器公盨,铭10行98字(图一),内容十分重要。兹谨释写铭文,并做初步考释。天令(命)禹专土,隓(堕)山(濬) 川,乃(任)(地)(艺)征,降民监德,乃自乍(作)配乡(相)民,成父母,生我王。乍(则)臣(氏十)(厥)显唯德。

摘要：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还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石刻艺术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本文考察了山东6尊大型胡人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阐述了石刻艺术的源流,以及欧亚文化交流对秦汉及其之前石刻艺术的影响。秦汉时期,在宫殿前面树立铜人成为通行的做法,墓前立石人是对宫殿立铜人的摹写。张骞凿通西域以后,新一波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雕的出现。墓上石雕最早见于霍去病墓,如果说马踏匈奴雕像是战争的写照,那么山东胡人石雕像则是和平时期民族融合的反映。这些大型胡人雕像,可能是墓主生前的文臣、武将,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胡人在汉朝为官的史实。山东地区发现的胡人雕像以及数量众多的墓上石刻,是其善于接纳外来文化因素,以及铁器制造业发达的见证。

摘要：大甸子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存,包含有居址、墓地两部分。大甸子墓地共清理804座墓,出土420件彩绘陶器,具有较高的考古与艺术价值。根据图案内容,可将大甸子彩绘陶器纹饰分为卷曲纹、动物面目纹、几何纹、特殊纹样四大类。大甸子彩绘陶器数量多寡、组合关系、纹饰种类的变化等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等功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成就和精神成就。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摘要：中原地区在商代晚期受外来影响而出现了马车,但起初骑马术并未流行,直到战国时期,骑马才开始普及,并出现成建制的骑兵。影响骑马术能否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鞍具是否齐备。笔者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发现我国大约在战国时开始出现一种由皮革、兽毛等材料制成的软马鞍。这种鞍一直通用至东汉时期,其分布范围也较为广阔。在性能上,软马鞍的结构看似简单,但具有足够的设计合理性,契合马的身体结构特征,能够大大减轻马匹和骑者的不适。实际上,在历史文献中对于软马鞍及早期马具的发展也有着较为清晰的描述。将我国古代的软马鞍与欧亚草原所发现的马鞍材料进行对比,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应属于同一系统。结合历史背景考察,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对于骑兵的普遍需求促进了软马鞍的传播。

摘要：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机械"提花最早证据的"舞人动物纹锦",此织锦纹样宽度横跨整个幅宽,达到49.1厘米(面料幅宽为50.5厘米),高度却仅有5.5厘米,是一个由7组图形串联而成的完整纹样,拥有此类"宽"幅纹样的织锦在两汉以前的古代中国并不鲜见,其纹样的构成与尺度及在色彩供应上所使用的方法,是古代中国特有的经向显花工艺所赋予的。本文聚焦战国时期出土的织锦文物,从交织的技术原理与织造工具的机械可能出发,在探讨早期中国织物纹样的设计方法时,关注交织技术对于纹样设计的促进与限制作用,期望通过战国织锦的纹样设计与技术原理的分析,观察先秦时期中国织物的文化与艺术成就。

摘要：本文主要基于弗利尔美术馆藏狩野元信传《四季山水屏风》来探讨室町狩野派障屏画中的马夏传统及其日式衍变。其中具体分析狩野元信融通中日的绘画策略、宋元画融入日式空间的方式、马夏笔样在绘画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室町障屏画对“夏珪国本”的重构等议题,这对了解15世纪及16世纪中日艺术交流情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