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二部分为“气候变化的影响、风险与适应”,这一部分重点关注了气候变化对中国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脆弱性与风险,以及中国在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最新进展。报告评估显示,气候增暖在改变区域水热资源分配的同时,对水资源、海洋与海岸带、陆地生态系统等自然系统,农业、能源系统、环境、人体健康、重大工程建设等人为管理系统,以及脆弱区域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示为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总体效应表现为不利影响要远大于有利影响。未来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增加各个领域和区域的风险,特别是脆弱的农牧交错带和黄土高原区域风险较为突出,同时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也存在较高风险。中国在实践上实施了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战略研究中提出有序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并设计了适应气候变化实施的路线图,但是,目前整体上对综合风险适应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仍未能有效支撑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未来“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严峻的挑战。

摘要：探究城市旅游综合体(UTC)的区位布局规律,可为明确类似旅游项目的选址准则和推进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及决策支撑。为此,本文以杭州市为研究区,结合ArcGIS和地理探测器工具,探究城市尺度上UTC分布格局演化规律与区位选择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杭州UTC分布呈现由“单核集聚”向“双核拥簇”再向“多极扩散”演变的过程,细分类型UTC分布格局与总体基本一致,呈现由小规模集聚向多核集聚转变的特征;上述规律形成源于多维要素的综合驱动,其中,文化型UTC以资源、经济和市场为核心驱动要素,创意型UTC则由地价、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主导,生态型UTC相应以生态环境要素为主驱力,本质上则是各类UTC在对城市转型发展和地域职能分工细化积极适应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寻优的结果。文章认为,科学认识UTC多产业集成、多要素交织的复杂属性,系统识别影响UTC布局的多维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既是实现优势空间精准瞄定和指导UTC择优“落地”的关键,也是明确类似旅游项目成长环境的基础遴选标准及其优化培育方向的前提。

摘要：农作物产量依赖于生物量和收获指数,过去作物产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收获指数的增加而生物量增加很小,进一步提升作物产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物量的提高,而光能利用效率是提高作物生物量的瓶颈。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是一种在全世界广泛种植的谷类作物,可为全世界人口提供约20.0%的能量,阐明小麦光能利用效率变化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因素,对提高作物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力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光能利用效率的定义、主要过程、小麦的光能利用特性和内外影响因素进行综述,表明提高光能利用效率具有较大的潜力;论述了外部因素,即光、水分、养分和耕作制度等对小麦光能利用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单株尺度上主要由光合作用等内部因素控制,而在田间尺度则由温度、降水、耕作栽培方式等非生物因素控制。进一步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小麦的适应机制,旨在为提升小麦光能利用效率提供理论依据。未来光能利用效率的研究可利用高通量表型观测技术,与分子标记结合,设计在目标环境下的具有高光能利用效率的理想株型,为培育高产高效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摘要：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关键在于城镇、农业和生态空间的合理配置,重点是以较小的资源损耗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深入理解资源效率的作用成效是科学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前提。本文框架以城镇利用、农业生产和生态转换效率测算为逻辑起点,构建以上述效率为核心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情景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体现决策偏好差异模型评价国土空间发展潜力,定量刻画不同情景方案下的国土空间布局蓝图,最后通过综合性分析范式对不同决策导向的国土空间政策工具(布局蓝图)进行模拟和优选。本文通过揭示资源效率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作用成效,提炼国土空间布局蓝图定量刻画的具体规律,构建权衡多方利弊的全局优化策略,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统筹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摘要：针对空间数据划分方法无法自适应选择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CNN的数据自适应划分算法(Adaptive Partition Algorithm for Space Vector Data-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SVDAP-CNN)。该算法首先基于应用场景和其他相关资源实现特征描述和表达;其次基于层次聚类设计特征矩阵表达算法,体现特征间的局部相关性以减少方法选择时间和提高选择精度;最后通过CNN模型实现空间数据自适应划分。本文选取南海区域真实数据和模拟数据进行验证,与已有的数据划分方法选择算法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针对真实数据,SVDAP-CNN算法的精度和时间效率分别提高了24.18%和25.67%;针对特征和特征间关系表达欠完备的模拟数据,SVDAP-CNN算法的精度和时间效率分别提高了27.02%和26.80%;针对选择结果易出错的数据切分方法,SVDAP-CNN算法的精度提高了19.92%,证明了该算法有较好的普适性;另外,本文结合南海区的实际应用证明了该算法的应用可行性。SVDAP-CNN算法的提出可为大数据量、多变的自动化空间应用分析提供技术支撑。

摘要：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摘要：滨海湿地是迁徙水鸟的重要迁飞通道和主要栖息地,评估沿海迁徙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及变化态势能为栖息地的合理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对迁徙水鸟的保护有重要意义。选择紧邻城市和乡村的深圳湾和雷州湾为研究区,在水鸟栖息地生态系统类型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水鸟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因子,设计栖息地、食物、水分、人类干扰条件及其子类的权重,对栖息地适宜性进行等级划分,分析比较2010—2019年迁徙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时空分布差异,探索适宜性变化差异的原因并给出合理化建议。结果表明:(1)2010—2019年深圳湾有193.4 hm^(2)强干扰区域转变化为中等及弱干扰;雷州湾有16.36 hm^(2)的中等干扰转化为弱、无干扰;(2)深圳湾栖息地适宜性以中等适宜类型为主,2010年和2019年面积占比分别为83.74%和88.71%;雷州湾栖息地适宜性主要以较适宜和中等适宜类型为主,2010年面积占比为86.72%,2010—2019年面积占比基本不变,总体适宜性高于深圳湾。(3)2010—2019年,深圳湾不适宜和较适宜面积分别减少245.54 hm^(2)和26.37 hm^(2),均转化为中等适宜类型;雷州湾有24.31 hm^(2)的中等和较适宜栖息地转化为适宜类型。

摘要：三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分析2000—2019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简称:三北工程)区植被恢复时空变化状况,厘定人类活动与气候要素对植被恢复的贡献,探究植被恢复对土壤风蚀影响,评估植被恢复潜力空间,可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未来规划管理和科学施策提供参考。本文在选取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表征植被恢复状况基础上,利用地面数据,结合模型模拟,定量评估了2000—2019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区植被恢复程度及其对土壤风蚀的影响,并对植被恢复潜力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 2000—2019年植被恢复程度高、较高的面积,占总面积的35.29%和13.16%,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区及北部区域和风沙区与东北华北平原农区的部分地区。人类活动与气候因素对植被恢复贡献率为10.45%和89.55%;(2)土壤风蚀以轻度侵蚀和微度侵蚀为主,呈逐年下降趋势,剧烈侵蚀面积减少了66.45%,防风固沙服务得到进一步提升。植被恢复程度与土壤风蚀模数呈负相关关系,植被恢复程度较好有助于降低土壤风蚀模数;(3)三北工程区森林、草地和荒漠生态系统仍有8.16%的恢复潜力,内蒙古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哈顺戈壁北部和准噶尔盆地西北部及周边区域、黄土高原南部部分区域存在较大恢复潜力。

摘要：多年来吕梁连片贫困区实施的生态恢复措施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掌握该区域在生态恢复措施实施(2000年)以来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变化状况,利用2000—2018年时序的遥感数据和基于光能利用率的CASA模型对其进行了模拟,并分析了导致其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结果显示:(1)2000年以来吕梁连片贫困区NPP整体上升,其中93.46%的区域NPP呈增长状态,6.54%的区域呈减少状态,2010—2015年区域NPP出现下降。(2)受人类活动影响,过去18年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较为显著,耕地面积缩减,草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林地与城镇面积增加且城镇面积扩张迅速,不同土地利用下的NPP特征差异显著,耕地NPP年均值增长最为迅速,为5.9 gC m^(-2)a^(-1),林地最为平稳,为1.32 gC m^(-2)a^(-1)。(3)研究区降水量波动对区域NPP的变化影响显著,未来气候变化中降水量的变化可能对区域NPP产生直接影响。研究结果将为区域生态恢复、精准扶贫及黄河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