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本印刷较图像复制远为发达的前现代,依托文字的艺术家轶事往往比作品传播得更远。有明一代,小说戏曲出版繁荣发展,许多前代贤士的轶事、传记被重新编撰成迎合大众趣味的小说文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倪瓒的“洁癖”传说在明清两代得到夸张和戏剧化的增补,固化为高度符号化的艺术史印象,顾元庆出版的《云林遗事》一著尤其推动了“倪高士”形象的生成。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对“癖”的怪奇审美趣味盛行,其中“好洁”被赋予精神层面的意义,与彼时画谱里简化的“倪瓒风格”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了明清文人画叙事中“画品即人品”的典范。

摘要：全球转向中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正日益充满活力,其推动力除了空间转向、图像载具等学术潮流之外,还有整个人文学界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之际反思人类中心主义、重申人对自然的尊重的背景下,艺术史界对物性和生态的关注。物质不再被视作惰性的,而是充满能动性和活力。在获取和加工物质的过程中,人与生态环境互动,并赋予材质以历史、意识形态、审美的象征意义。本文在全球视野下梳理了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正迅速崛起的物性转向与生态转向的源流。

摘要：20世纪90年代地域美术史研究成果开始逐渐出现,2010年之后地域工艺美术史写作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地域工艺美术史写作往往以中国工艺美术史为模板,运用“历史分期+门类细分”的写作框架以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使得地域工艺美术史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翻版,不同程度遮蔽了地域工艺美术的演变脉络与地域文化特性。对“地域个性”的深描是地域工艺美术史写作突破现有模式的有效策略。

摘要：在19世纪末之前,西方有自身的艺术史写作逻辑。可是,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产生之后,这个逻辑就开始变得难以持续和困难重重。从60年代起,西方的历史学面临巨大危机,新史学出现了。伴随着这个变化,"新艺术史"成为可以理解的现象。不过,在今天的中国,"新艺术史"的词语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真的很有效吗?这需要我们对"新艺术史"的基本观念进行了解并将其与中国艺术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对相关问题与现象有所认识。

摘要：随着艺术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兴盛,艺术史研究中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线性叙事的历史发展模型。历史主义、黑格尔主义、心理学研究等方面的思想观念,构成了现代艺术史时间观改换的诸种可能因素及前提,共性特征悄然成为艺术史家思考历史时间的实体化对象和组成历史形状的基本单位。艺术史叙事进而得以突破绝对时间的限制,不仅构造出"周期复现"这类新式的历史发展模型,也通过具有内在逻辑的历史发展提示艺术科学所寻求的普遍法则。

摘要：除广为人知的图像学研究外,丢勒也是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终其一生的学术兴趣。人们普遍熟悉的是他学术生涯后期在英、美国家较为流行的一本丢勒专著,但其对丢勒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他的博士论文以"丢勒"为题,虽因用德语撰写且发行量有限而长期受到忽视,但却是追寻其早期艺术史思想无法绕过的重要文献。潘诺夫斯基身处传统学术与现代艺术史研究的交汇点,他早期的丢勒研究不仅能揭示出其自身的思想形状,也能呈现其所接受的艺术科学训练对他的影响和当时艺术史学领域学术方法的某些特征。

摘要：20世纪50至70年代,主要是在美国艺术史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风格问题的讨论,一些重要艺术史学者,包括迈耶·夏皮罗、贡布里希、阿克曼、阿诺德·豪泽尔、库布勒、尼尔森·戈德曼、帕诺夫斯基等人,纷纷撰文,阐述各自对传统风格理论的批判思考和新的风格观念构想,表现出从传统风格史的历时性叙事向新的风格话语的共时性语境建构的转换,预示了20世纪中晚期艺术史发展的一些重要方向。20世纪80年代晚期,国内学界也对这场风格讨论做出了回应。本文旨在评述和分析这段学术史,以期推进和扩展对当下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的风格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摘要：自1923年起,设计教育与机器工业技术相结合的明确理念主张在包豪斯真正形成。包豪斯设计教育的理念和策略有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双重自觉:艺术性与工业技术性的双重自觉,基本知识技能与委托业务项目的双重自觉,产品标准化与个性创意的双重自觉,教学实践与理论建设的双重自觉。包豪斯设计教育的这些双重自觉对于今天的设计教育者们依旧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

摘要：通过回溯包豪斯自身固有的剧场成分,切近包豪斯理念结构的核心,论证其超越专业化艺术院校或者建筑设计院校的宏大社会抱负;同时重新反思中国"现代设计"的发端期对包豪斯的不同理解和借鉴,进而聚焦黄作燊对包豪斯理念的引介,以及他与舞台相关的一段特殊实践,据此探讨包豪斯抛给未来的重要议题:由广义的"建造"和"舞台"撑开的巨大张力,如何帮助创作者超越职业化的工作边界,去构想一项将美学与政治、智性力量与社会情感、技术潜能与伦理选择重新结合起来的事业的可能性?

摘要：题款在书画中是常见的记录制作时间的方式,在版画中则比较少见。重要的西厢记文献《会真六幻》的刊刻时间确定自一套德国藏孤本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会真图》,在这套版画的第十五图上,刻书家闵齐伋以扇面题款的方式刻下了"庚辰秋日"四字。本文认为,这一题款时间不仅可能指示整套《会真六幻》的刊刻时间,还暗示《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年代,并纪念闵齐伋本人的元命之年。在这里,题款时间是激发艺术家创作的灵感,以及维系艺术家与古代伟大作品之间情感的重要桥梁,这种带有象征手法的题款时间的方式本身就可以被称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