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电子游戏/艺术”问题被纳入艺术研究视野,但“电子游戏艺术”的指称长期处于游移状态。电子游戏与过往艺术门类之间的紧密联系,既是构建电子游戏艺术理论体系重要的“便利条件”,又是其关键“阻碍”,而从“媒介转换”视角衍生出的批评、创作框架越来越成为电子游戏发展的制约因素。若“电子游戏艺术”概念成立,则必定存在一种属于电子游戏自身的特殊审美表达方式。游戏的“选择”是影响游戏审美创造的特殊实存,“选择”是“电子游戏艺术”的本体,也是构成“电子游戏艺术”的“最小单位”。通过“选择”这种艺术语言,玩家可以获取一种“责任审美”。游戏平衡是评判“选择”优劣的标准与保证电子游戏艺术结构成立的条件。电子游戏与此前的各门类艺术形式在时空结构层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应当尝试以电子游戏自身的艺术特点为起点,以一种“第二艺术”式的视角,去构建全新的“电子游戏艺术”理论体系。

摘要：跨学科背景下,艺术与科技越来越多地向彼此敞开,二者的融通对话史亦需予以梳理。传统知识形态中,二者在知识发端、规则原理、文献载体及媒介形式等方面统一于天才个体的书写;近代以来知识的专业化导致了艺术与科技的分化和失衡,但随着艺术的认识论价值被认可,二者在哲学层面缺一不可、在实践中互为支撑的逻辑关联得以重续;当代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推动文明形式的重组与更新,二者的链接方式转变为专业团队间的有机协作。时至今日,艺术科技协同合作、再度融合的浪潮涌起,以此为契机接续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摘要：2021年春,笔者有幸读到薛若琳先生撰写的《昆曲形成的时间与梁辰鱼的创新成就》①(下文简称《成就》)一文,洋洋三万余言,条分缕析,理据翔实,以耄耋之年为此宏文,且几经斟酌,反复修改,令笔者感佩之余,不免惶愧。30多年前,薛先生曾撰写《明代戏曲音乐革新的创举》(下文简称《创举》)一文,刊发于《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摘要：2022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三个领域均有深度推进,成果集中体现在厘清学科定位、探索学科外延、追溯思想源流、突出媒介话语等几个方面。在两个“讲话”及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坚持立足本土、守正创新,总体上重视“三大体系”建设与新命题的开掘,将学理探讨与个案研究结合,理论建设与艺术实践统一,平台建设与学科调整并进。

摘要：2023年艺术学理论在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绩。学科建设中,以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为核心,形成整体性的学术布局;同时,学界认真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与短板,积极寻求解决通道。对学科内基本概念、问题、核心思想的历史溯源,对艺术物性、事性、定义的哲学追问,对艺术的跨媒介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艺术史学理论、中国艺术学学术史、文献整理、史学方法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艺术批评理论聚焦新媒体时代的新批评、批评方法以及中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等。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中,艺术传播学异军突起,在学术史梳理、学科建构及热点分析等方面都有新突破;艺术社会学、艺术地理学等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时代,关于艺术与科技的历史联系、当代互动及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等方面形成颇多创见。总结历史、面向未来,学术史和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下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摘要：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及戏剧等基础门类间的统一性问题构成艺术学的学科基石。处在西方艺术学科史的早期,柏拉图关于艺术的论说覆盖了几乎所有现代的"美的艺术"门类,而在"剧场政制"语境下,柏拉图将各门艺术集结在由戏剧所承载的制度理想中,提出了政治、哲学和知识承载等原则,贯穿在其关于诸门艺术的论断中。柏拉图的多样原则虽未直接形成艺术体系或现代"美的艺术"概念,但它们以严密的逻辑勾联、支持并凸显了诸门艺术的内在统一性和理论化特性,为后世西方艺术理论的体系化、学科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石。

摘要：《诸艺比较》中,莱奥纳多·达·芬奇将绘画与科学、诗歌、音乐、雕塑一一进行比较,不仅在学术层面确立了绘画学的概念,同时还发现了各类艺术的知识通约性,并聚焦感觉经验这一视角将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类艺术汇集一体。这是基于两个历史条件:一是此时各门艺术都出现了学术化的风尚,诸门艺术的原理性知识特性得以显现,追逐一种沉思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艺术的生产和批评领域,艺术的理论化发展成必然;二是自由七艺与机械艺术之边界受到质疑,艺术作为与科学相比肩的一类知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莱奥纳多在中世纪“自由艺术”的属地下,无意间搭建起了一种基于感觉经验原则的现代艺术学理和知识架构,使得现代艺术体系的轮廓基本显现,更在其抄本的流转中,影响到后世具有统一原则的艺术概念及学科体系的生成。

摘要：绍兴十三年(1143)在南宋礼乐建设中是重要的一年,政治的中兴带来宫廷礼乐的重建。在此之前,因宋金战争导致政局动荡,礼乐“率多未备”“权一时之用”;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达成后政局暂稳,“民俗康阜”,这一时期的礼乐不仅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建制,还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郊祀音乐为例,郊祀大乐不仅恢复了登歌、宫架、二舞齐备的大乐体制,还在规模上继续扩大,为后世大乐所沿袭;郊祀乐曲记录了4种不同的使用场合,其乐章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被沿用;郊祀警场用乐不仅得以恢复,还形成了“唱探、唱和”制度,为后世所遵循,对于警场用乐的记录更是成为历史上最翔实的一笔。绍兴十三年的礼乐重建不仅是南宋礼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还因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礼乐的形式与内容等,形成了“绍兴十三年体制”,成为南宋礼乐中兴的重要内容与标志。

摘要：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型媒介迅速崛起,据《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在不计算相关外延产业的情况下,我国游戏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大关,用户数量达到6.68亿人[1]。无论从产业产值还是用户规模来讲,电子游戏都已经成为当下十分重要的文化艺术载体之一。当现实世界中的“新中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服饰设计理念被大众所认知时,游戏作品中的中式服饰也通过现代传播手段不断表达着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发展的诉求,更同时显现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摘要：在中国电子游戏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在电子游戏中的呈现也不断发生变迁。在国产游戏的空白期,电子游戏里的中国文化作为素材被想象和使用;在国产游戏产业发展初期,国产游戏中的中国文化成为共同的民族记忆纽带,用于集体身份的自我确认;21世纪后,国产游戏不再拘泥于展示外在的中国文化符号,转而注重将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国家立场、价值观念融入作品内容,中国文化在游戏中由被动的“素材提供”转向了主动的“思想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