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剑博士的《西方诗画关系研究——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景俊美博士的《回望与探索——文艺评论的价值确定与文化立场》、张兰芳博士的《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论》是新出版的艺术学专著,它们分别具有缜密理论思辨与鲜活艺术分析的互动研究、关注当下的文艺评论、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理论的系统探讨的特点。年轻一代学人的崛起,让我们对艺术学理论这一尚显年轻的学科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传播实践中,博物馆是颇为重要的一种途径。当作为文化记忆与生活本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博物馆领域,以往平面展示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展览势必受到挑战,并呈现出类型多样化的趋势。本文对贵阳和凯里及周边有代表性的主要博物馆进行了田野调查,试图通过不同类型博物馆实际情况的描述,反映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原生语境与衍生语境的不同传播方式。

摘要：融合语境中媒介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为受众赋权,粉丝作为最为活跃的群体获得影视行业的关注,而影视内容创作与传播也逐渐发展出粉丝思维。其中,故事的发生和延展是最有效力的卷入力量,也是粉丝积极参与行业实践的重要表征。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探究影视作品如何通过故事建构来卷入粉丝,以及粉丝实践对故事生命力的延长和再造何以影响视听生态发展的问题,意在寻找促进新媒介时代影视创作及传播兴替的有效路径。

摘要：中国以血脉的代代承替达到对于生命永恒性的追求,墓葬建筑作为象征生死交替、沟通生死的场所,具有在文化层面上追求生命永恒的意味。四川清代墓葬建筑中流行装饰戏曲图像,这些图像兼具世俗娱乐、宗教祭祀、表功教化等多重语义于一体。从历史的梳理来看,它们延续了墓葬建筑的装饰传统。然而通过雕刻的手段将动态的戏曲表演转化为静止的图像,除了满足装饰和娱乐的功能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戏曲图像向生者提出一种“永恒”互动的诉求,以期延续和彰显墓主的社会责任和社群影响。

摘要：永乐宫重阳殿壁画由榜题与图像两部分构成,其可界定为叙事性壁画。除去壁画55组场景共同构成一个叙事外,图像及榜题也有一套自己的叙事逻辑。这种双重叙事一方面通过文字(即榜题)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同时又通过图像(即壁画)将表现不同时间、地点及情节的单个画面单元通过有效方式组合在一起而成为具备完整叙事性的画面。这个特征体现出重阳殿壁画的复杂性。显然,在宗教艺术中,图像制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控制行为,这种控制基于对图文在意义表达上各自局限性的认识,并在图文相互修正中使两者体现出涵化的状态。相较于榜题与图像普遍状态下的一致,两者不一致虽多被视为一种偶发性行为,但也正是由这两者合力促成了宗教教义的叙事性传达。

摘要：近年来,八大山人的书法绘画作品在拍卖会场屡创新高,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这体现了八大山人作品的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文章通过一系列文献及书法图片资料的整理为众人学习临摹和研究八大山人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向。

摘要：冀中笙管乐与西安鼓乐都是以笙管为主导的乐器组合类型。这种乐器组合类型属于鼓吹乐的一种,在历史上与国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鼓吹乐由于制度规定性在音乐本体(律调谱器曲)诸层面具有一致性。在"鼓吹乐系"俗化过程中,由于"乐"之性能加强,出现了区域间丰富的差异。冀中笙管乐、西安鼓乐所承载的乐器组合、乐器形制与宫调系统具有一致性、相通性的内涵,具体体现在十七苗笙、九孔管与七调为一体的存在,彰显中国音乐文化大传统在当下的积淀。二者在音乐本体又存在差异性内涵,这是对传统接衍与承载过程中,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所致。

摘要：电影和舞厅作为舶来品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深深影响国人的生活,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征。从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到30年代的兴盛,电影和舞厅在中国的发展呈现相似的轨迹,无论是在文本内还是在画框外,电影和舞厅的暧昧关系共同塑造了那个特定时空下的都市形象,它们共同参与了都市空间的构建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摘要：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作为20世纪的经典文论,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此文论证了“南宗”风格是中国画的正统,却不是中国诗的正统,中国旧诗画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个观点的建构,是在与当时通行的另一观点进行商榷,即“中国旧诗和中国旧画有同样的风格,体现同样的艺术境界”。钱锺书对这种通行观点的产生进行了学理分析,指出这是中西比较新传统里的批评家说外行话,并详细列举了西洋批评家对中国诗歌风格进行“笼统概括”而形成的观点,即认为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样具有南宗风格。实际上,这些观点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通过对《中国诗与中国画》早期版本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钱锺书所针对的不只是西洋批评家,也包括受了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中国批评家。阐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隐含着钱锺书对中西比较新传统里的批评家说外行话这种现象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此文的宗旨,发掘出钱锺书对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从而重新明确此文的学术史定位和价值,为当下建构文艺批评的中国话语提供镜鉴。

摘要：“治大国若烹小鲜”语出《道德经》,当下学界的研究多从文学角度展开。这种解读方式虽言之成理,但因脱离了相应的人文情境,并没有切合老子本意。形象思维是传统文化基本的思维模式,取象言事为古圣先贤阐明见地的常规方式,《道德经》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显明,“治大国若烹小鲜”便是其中的典型。以此为中心,通过文辞考辨与文化情境探析,结合文化地理学的具体观照,“治大国若烹小鲜”不仅是老子无为思想境界的真诚表诠,更是老子所处时空的基本生活方式。以此为鉴,在落实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进程中,不但要合乎文化情理,而且要因时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