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艺术史研究、艺术批评三个领域均有深度推进,成果集中体现在厘清学科定位、探索学科外延、追溯思想源流、突出媒介话语等几个方面。在两个“讲话”及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坚持立足本土、守正创新,总体上重视“三大体系”建设与新命题的开掘,将学理探讨与个案研究结合,理论建设与艺术实践统一,平台建设与学科调整并进。

摘要：1988年,我考取景德镇陶瓷学院(现景德镇陶瓷大学,以下简称“陶瓷大学”“陶瓷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陶瓷古彩艺术大家施于人先生。读研究生的时候并不拘泥于设计还是雕塑,施老师是个特别开放的人,他不管我用什么手法来做作品,所以我当时就对创作很感兴趣。陶瓷学院非常好,很开放,研究生都有被派出学习外语的机会。

摘要：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仍处于学科建构阶段,需要积极参考国外相关成果,因而译介工作非常重要。“艺术人类学经典译丛”遴选西方艺术人类学史上的经典著述进行翻译,规划10种,目前已出版4种,即莱昂哈德·亚当的《原始艺术》、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范丹姆的《审美人类学》以及李修建编选的《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这四部著作皆为名家名作,集中于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很好地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对于国内相关研究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摘要：门类艺术人类学研究群的兴起为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当代艺术人类学展现出的“超学科性”为艺术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条路径:从不同的艺术门类入手,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在具体的空间与维度中,实现对艺术本体与社会、文化、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探讨,并且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尝试结合所有相关力量解决复杂问题,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这无疑为中国艺术学在新文科视野下的“超学科”建构探索出一条具体路径。

摘要：“墨戏”是中国艺术美学的重要概念,其生成有赖于艺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艺术创作本质的觉解和艺术媒材的发展。“墨戏”一方面得益于创作实践,如王维、王默、苏轼、文同、米氏父子等人的艺术实践,一方面是唐宋时期诸多的书画评论。“墨戏”所指涵纳创作之过程和状态,并由此生成之作品,进而扩展指代一种艺术创作精神。“墨戏”思想观念经魏晋南北朝、唐至宋得到确立,并在元明清被广泛延续拓展,体现着创作主体游戏自在、率性无心的审美旨趣和创变新意、法而无法的创新精神,彰显着中国文人艺术的自我理想及其会通宇宙万物的生命特质。

摘要：文学与艺术是现代知识谱系中的术语和范畴,彼此既交叉关联又可合可分。文学、艺术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互融,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以及增强问题意识的认识理念转变。在今日的研究实践层面,跨文化性和跨学科性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广泛共识,而人类学正处于不同文化与学科的接口之处,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成为面对人类进入复杂“数智时代”的思想矩阵。无论人类未来朝向何方发展,都需要将来自不同向度的力量凝结成合力,突破学科、地域、国别之限,从具体对象着眼,互文互补,共同反思、辨析问题,实现认识论上的开放、交叉、共享,形成应对人类未来挑战的新型学科自觉。

摘要：文化变迁与涵化理论主要研究人类文化现象随社会发展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现代市场经济、商业文明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是导致民族文化和艺术发生涵化的重要原因。文化变迁和涵化理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活态流变性则是其重要表现形式。多元文化交融共进、市场经济环境以管理政策等多种因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涵化的动因。

摘要：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宋代便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多样的媒介表达,但“赤壁三绝”获得经典地位并非一蹴而就。两宋时期,文本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三重张力,且其带来了赋与词在传播时间上的差异。这三重张力,其一存在于苏轼的文本特性与当时的文坛环境之间,其二存在于作者、读者的传播意志与多元艺术媒介之间,其三存在于作者受皇权主导的政治声誉与实际文化影响力之间。作者、媒介与政治塑造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经典文艺作品生成过程的复杂系统性。

摘要：2021年度,艺术学界在总结百年现代中国艺术理论特性、推进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完善学科架构、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及扩展跨学科研究的理论维度等多个方面既有理论创新,也有思想的纵深发展。艺术史研究走向深入,研究者尝试厘清艺术史的边界与范围,并在宏观的史学视野中建构艺术史学。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神经艺术史、数字艺术史等成为学界研究热点。艺术史文献整理成果丰硕。艺术批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也存在有待完善和拓展之处。

摘要：鹤是文人画中常见的意象符号,也是众多与苏轼相关的“赤壁图”中的关键元素。鹤对君子人格的象征始自魏晋时期的志怪文本,经白居易得到极大的丰富,而苏轼接纳并改造了白居易“笼鹤”式的君子观,在该意象中寄托了独特的怀乡情结与归处意识。以其思想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我观和“君子知命”议题为基础,苏轼进一步借助“归飞鹤”完成了士人身份、君子品格与世俗约束的和解。作为文人艺术的倡导者,苏轼的观念深刻影响了文人画的图像表现与意涵空间,鹤承载着关于士人生存境况与生命哲学的思考,并具有了精英化、理想化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