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共治理效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政府责任意识以及增强政府执行力,整体上提高了公共治理效能,但存在三个层面的异质性:一是相对于其他数字治理形式,信息公开和在线服务数字化发挥更关键作用;二是对于不同治理水平的城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呈现先增强再减弱的倒V型特征;三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效应在东部地区及政府技术管理能力强、财政压力小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此外,科学的制度设计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设置首席数据官和加强数字政府绩效考核可以有效强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效应。

摘要：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理念已成为各界共识,其旨在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一些中长期深层次结构问题,这需要时间来进行。在当前中国转型改革的关键阶段,政府宏观调控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宏观调控虽为短期行为,但是它承上启下,可以保证制度与政策的执行并及时修正偏差,从而可以实现政策的动态最优。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相同,对宏观调控的误解或认识不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为此,本文从宏观调控的内涵、难点、创新三个方面全面阐释政府宏观调控,基于此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摘要：近年来,中央相继批复设立了一系列承担特殊功能、享受特殊政策的特殊功能区,在推进特殊功能区建设中,财税政策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引导和调节作用。科学评估特殊功能区财税政策的适应性,有利于提高政策设计的科学性、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以及执行效果与功能区政策目标的耦合度,促进财税政策优化,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国家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初步构建了规模适应性、功能适应性、进程适应性和协作适应性等四个维度的特殊功能区财税政策适应性评估框架,并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为例进行财税政策适应性评估。

摘要：笔者从国家治理的战略层面,探讨了中国特色横向转移支付的内生治理逻辑及其在财政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财政紧平衡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纵向转移支付的高度依赖可能导致财政行为的扭曲,也不利于区域间协调发展。横向转移支付作为一种地方政府间的财力调配机制,不仅是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有效工具,还是推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战略举措。通过这一机制,地方政府可以在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确的框架下,优化区域资源共享与合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促进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本文进一步辨析了对口支援与横向转移支付的关系,揭示了两者在治理逻辑和功能定位上的差异。尽管对口支援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财政行为,其在项目制运作、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以及跨区域协调中的经验为横向转移支付的制度化设计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启示。本文还探讨了横向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与预期传导路径,指出其不仅能够通过内生机制激发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在财政资源合理配置和治理效能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文章结合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提出了对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建设的进一步思考,特别是在财政资源调度、区域间合作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中,强调了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性与灵活性。

摘要：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在财政数字化转型上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为后续相关制度完善提供了宝贵借鉴。其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财政局按照"按部就班,急用先行"的建设原则,确立"1+7"的建设思路,在财政大数据建设上进行了有效探索和实践。在平台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纵向数据共享不足、部门间数据横向关联度不够、部分应用模块系统设计有待优化、信息技术与业务融合的程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本报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树立数字财政理念、加快财政业务与信息技术融合、建立激励约束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健全财政数据治理制度体系、推动产学研用合作开发相关应用模块等建议。

摘要：中国财政学是世界财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财政学发展史上,中国财政学又表现出了典型的特殊性和自足性。在遵循财政学基本框架和原理的基础上,以财政运行规律和财政权力制衡为理论延展的“双轮”,结合经济体制和改革环境的变化,中国财政学先后经历了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和国家治理论三个阶段,理论体系上有飞跃和创新,但思想体系和基本逻辑框架却始终保持着融合和统一。

摘要：城镇化是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城镇化的进程既涉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涉及人口群落、地域空间的变化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城镇化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对城镇化的研究涉及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反思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经济政策设计,关注更多的是经济视角,政策制定更多考虑GDP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城乡要素流动等,而较少关注社会视角，如对城镇群落形成、城镇布局、人口双向流动规律、家庭结构变化等问题的关注不够，或对经济因素与社会要素协同考虑不够。对社会视角关注不够，直接影响了相关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新型城镇化做出一系列部署，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强调要从社会视角分析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一、国际金融市场回暖迹象明显,美联储货币政策明扩暗收二季度,从主要金融市场的股指、债指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来看,主要国际金融市场及关键性产品已呈恢复、回暖迹象,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能力逐步恢复。美联储在4月启动新一轮扩张计划,但从执行情况来看,与扩张的目标设计不同,总体表现出明扩暗收的特点。

摘要：当前,我国既要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又面临经济内生性因素的风险挑战,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上升,这对新时代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理论缘起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形成的与中国体制机制相匹配的理论产物。从政策背景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从稳增长到调结构再到防风险的升级,构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嬗变的基本脉络,也见证了不同调控目标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演化过程。在宏观调控的政策实践演进过程中,应构筑跨周期设计与逆周期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思路,强调政策精准性和财政政策效能的提升,加强宏观调控政策间的协调,注重政策的约束条件及其可持续性,为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

摘要：国有大企业投资设立各类企业是强化企业竞争力、扩大影响力、提升带动力的重要内容。同时,客观上也存在各类投资类企业风险,主要涉及法律、商誉、投资和高管4个方面。相较于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尽管设立投资类企业潜在风险危害程度偏弱,但是其发生频率更高。现阶段,国有大企业防范投资类企业风险存在两大现实困难:一是国企数字监管平台仍处于探索完善之中,投资类企业风险的数字监测系统缺位;二是国企化解此类风险存在及时退出的制度障碍,未能将特殊资产处置能力与投资类企业风险进行有效对接。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充分发挥国资监管部门的监督引导作用,着力完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不断强化防范投资类企业风险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国有大企业数字监管平台系统,建立健全国有大企业投资类企业风险化解机制,为防范化解投资类企业风险扩大化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