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12月4-6日,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学术年会暨中国乐派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是中国音乐研究基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为期三天,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基地承办,共有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乐派研究"课题组成员等一百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摘要：凡以语言、声音、肢体、表情等直观可感的方式传达的内容均为显性的“口传”知识,与事实、示范、评价、乐谱、口诀、比喻等要素有关;凡无法通过语言、声音、肢体、表情等直观方式传达的内容均为隐性的“心授”知识,多与韵味、程式、情感、教育、品行等内容相关。隐性知识依附于显性知识,“心授”的内容蕴含在“口授”之中,二者一体同步、不可分离,蕴含着深刻的“教”与“不教”的教育学原理。“口传心授”可以从宏观上分成“谱传”与“口传”两大类,每类之下分声乐、器乐、综合三类不同体裁,每类体裁之下包含若干具体乐种。所处层级越高“,口传心授”的差异越大,反之越趋同。

摘要：《红绣鞋》与《叠断桥》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流传较为广泛的两支俗曲,并且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红绣鞋调”和“叠断桥调”。本文以俗曲《红绣鞋》和《叠断桥》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二者词格、音乐形态的分析与比较,论证了俗曲《红绣鞋》与《叠断桥》、“红绣鞋调”与“叠断桥调”的等同关系,并进一步回答了《红绣鞋》与《叠断桥》的时调归属问题,认为俗曲《红绣鞋》是《叠断桥》流变中的一部分,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广大地区,用“叠断桥调”多演唱“红绣鞋”相关题材的一部分。

摘要：“气氛”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以“物”和“气”作为介质,发生在审美主体和观照对象“之间”,既强调物在场的弥漫性和不确定性,也强调人的感知将情感、对象与环境融为一体。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与舞台美术拥有密切联系,使得舞台美术在气氛美学中有了容身之所。本文认为“物”和“气”作为舞台艺术审美空间的载体,其在场与显现过程构成了特定时空中的气氛本身。舞台艺术中的“物”是制造各种气氛的载体,并期待用个人或整体事件制造出的某种情感色调及气氛去充盈。

摘要：民歌是中国声乐的风格归趋,中国声乐是民歌的现代命题,中国声乐的建立,传统民歌与有功焉。但民歌的声乐教学是否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后民歌多元传承中的一种、并反哺民歌文化母体?目前高等音乐院校的民歌声乐教学折射出中国声乐表演的当下困境。中国声乐教育要突破声乐的技巧瓶颈、逐渐走向确立人声艺术风格的表演学科阶段,应反思长久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在平等对待中国传统声乐技术和西方声乐技术基础上合作创新,重构中国声乐的发展道路。

摘要：应尚能(1902年2月25日—1973年11月22日)是我国近现代声乐艺术家(男中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①本文通过梳理其艺术人生,总结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声乐演唱实践与特色,音乐创作概况与特征,声乐教学方法与原则,音乐理论著述与价值。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可见欧洲传统歌唱艺术的"本土化"进程,中国新型声乐作品中西音乐语言的融汇方式及中国声乐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求索、争鸣、繁荣之路。

摘要：中国声乐如何展现中国文化自信,在艺术主体性中展望未来?本文在演唱技巧层面上追溯中国民歌进入现代声乐教育的历史,反思中国声乐的发展之路。民歌教育传承^((1))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后母语传承的空间扩展背景下,中国声乐应回归到现代民族声乐建立之初在唱法上坚持“以传统为主、西洋为辅”的起点上。如果欲将民歌等传统人声艺术的演唱技巧作为未来中国声乐主体性建构的方向,中国高校应将传统人声演唱技巧的教育传承列入中国声乐表演学科的教学大纲。

摘要：在以汉族民间乐器为主体的中国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中,为表现少数民族题材风格而“插入”个性鲜明的少数民族乐器,往往会出现音响感知和音乐风格“不兼容”的问题。要解决这类问题,势必需要作曲家在创作理念、作曲技法、乐器配备、配器手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处理。本文选取了王珏的两部少数民族乐器协奏曲加以分析研究,阐释了作曲家如何通过各种作曲技法处理上述问题,同时论证了作曲家如何运用多种作曲手法形成这两部作品独特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之成为少数民族乐器与民族管弦乐队合奏作品中可资借鉴的典范之作。

摘要：2020年2月,在举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视频燃爆朋友圈,温暖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除了此次对中国的守望相助,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中国"红色经典"《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的团体,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日两国民间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中日"芭蕾舞外交"的使者。笔者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与《白毛女》的渊源为切入点,在回溯日本芭蕾舞剧版《白毛女》的创作历程、社会历史背景及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当代红色经典音乐的海外传播进行思考与探讨。

摘要：基于“国家在场”语境之下,对非遗传承人身份符号和角色担当的关注,从根本上提供了一个认识非遗文化传承效能的视角。非遗传承人的自我身份定位、追求、获取与建构是基于国家政策、文化空间和个体发展的共同选择,愈加凸显了国家干预非遗保护之后的“人”的功能。本文以胡庆学多重身份的建构为个案,窥探“国家在场”、非遗传承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非遗传承人的能动作用,建构了其为探索一个兼备“共通”与“独特”的非遗传承与保护体系而呈现的多元身份认同。国家政策的支持、社会环境的造就和个人的不懈努力凝聚为一股力量,促进非遗传承与保护范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