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初兴起的非遗保护,在学术界讨论、争论中展示了自身的行动逻辑。首先,非遗保护本质上是人类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实践。参与非遗保护的各方都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其彼此间不是主-客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主-主共生共存的主体间性关系。非遗保护的主体间性是通过订立和履行契约来实现的。传统内生性契约精神曾为维护非遗在特定社区中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自由、平等、互利、诚信的现代外联性契约精神将发挥主要作用。其次,非遗保护是一种文化干预,非遗传承、生产、消费、保护等都是文化干预的表现。文化干预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非遗专家是协调不同非遗干预力量的中间人。最后,非遗契约和干预的实施,必须遵循伦理、法律和科学规则。非遗伦理是建立非遗契约和中间人机制的基本前提,非遗法律是实施非遗契约和中间人机制的基本保障,非遗科学是培养非遗契约精神和中间人的重要方式,它们共同确保了非遗保护的合情、合法与合理。

摘要：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7年12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5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从评骘、思辨和案例分析三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伦理原则问题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的新趋势、新特点。

摘要：2017年6月16-18日,“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110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市中山大学中文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摘要：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组织的"黔桂乡村深度游村寨联盟"通过将日常事物神圣化、日常事件传奇化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方式,唤醒村民的"地方感",确立其文化自信,发挥其在地方重建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在此基础上,该联盟以村寨为单位,通过发明艺术性的庆典方式创造村民与旅游者可参与的公共场域,两者通过身体感官的投入而生成集体共情,共享庆典场景下生成的"地方感"。村寨联盟通过地方集体记忆表象化、维护地方的生态敏感性等方式,发掘地方传统文化、传统生计模式的现代价值,实现地方传统的现代意义再生产。乡村振兴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在具有高度共享性的"地方感"前提下,采取既尊重地方主体性,又满足村民幸福感的现代化发展方式。

摘要：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气连枝,共生互赏,文化习俗相似,艺术呈现形式相通,文化心理相合。但从现实层面看,其协同发展存在联合申报的非遗项目数量少、非遗资源共享系统不完善、保护模式相对独立的问题,并且湾区内也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非遗系统化管理制度缺失、协同保护理念欠缺、小众非遗协同保护力度不够的困境。为此,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协同保护工作需统筹规划,考虑非遗资源的互补性,减少保护阻力。政府应在税收政策、资金投入、人才智库建设、搭建非遗联合展示平台等方面统筹发展,并加强湾区非遗协同保护专门性法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也需在市场、资源、信息、人才等方面进行业态化整合,同时对接新媒体,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协同保护,既呼应大湾区一体化国家战略,也是深化湾区文化共同体理念、加强国家文化认同、推动人文湾区建设、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

摘要：博物馆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空间,具有教育、展示、典藏、研究和休闲等基础功能。在文化创意产业语境下,博物馆需借助创意经济进一步强化其基本功能,而文创商品是其中最直观的展现终端。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图像授权、品牌授权、合作开发和出版物授权等合作模式实现其文创商品的整体行销,并具有生活美学营造、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意人才孵化等特点,对中国大陆博物馆衍生性产品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木偶戏历史久远,繁盛于戏曲之前,唐宋时期已流布南北,逐渐形成地方性戏剧艺术。广东木偶戏有杖头、提线、布袋、铁枝四种,其中杖头木偶戏流布甚广,根据《(正德)琼台志》的载述,杖头木偶戏最晚在明成化末年流行于海南,是广东木偶戏流布的较早文献。又据史传、方志以及木偶戏艺人的口述资料,木偶戏有可能在宋代随着屯军、宋室南迁、仕商流寓、移民等传入广东。除了海南岛,杖头木偶戏广泛流行于粤西乡村。20世纪50年代杖头木偶戏进入广州,在城市文化的环境中,剧本创作、雕刻技艺、表演艺术、传承人培养方式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在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形成了新的面貌。

摘要：吉祥文化深刻地凝结着中国人的生命情感和信仰观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也镌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中,饱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植物纹样是吉祥文化的表征符号之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宗教情感、伦理情怀、审美取向和民族品质等丰富的内涵。以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上的植物纹样为例,窥视纹样表征的中国吉祥文化内核。植物纹样表征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创作。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纹样的艺术传承方式和艺术内涵本身的兼容并蓄,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气与包容,是我们必须要弘扬的民族文化瑰宝。

摘要：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竹马这一民俗事象的起源、流行及其游戏化、艺术化之过程作出论述及补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看法。另通过田野调查,对福建竹马戏的形成年代进行了考察,并论述了竹马戏对岭南白字戏在表演方面之影响,呈现了竹马艺术化过程中一些不甚为人所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