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拍摄于1959年的《五朵金花》在一对白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中暗藏了符合汉族主流审美趣味的文人式爱情想象。影片在故事原型、创作者背景、爱情模式、人物性格、语言对白等方面展现了主题上的汉化与形式上的雅化,具有该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普通特点。

摘要：中国戏剧史研究,以王国维为开端,吴梅、齐如山踵其后,并有开山之功。其后郑振铎、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王季思、董每戡、郑骞、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均为一时之选,为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而大象出版社2017至2018年出版的《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丛书二辑21卷,涵盖了中国大陆、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共计26位学者的著述[1],其中一些海外学者的论文首次有了中文译本。所收论文撰写时间大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代表了近30多年来海内外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摘要：如今,传承保护民族戏曲,维护民族文化个性,重新成为戏曲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7月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②,明确指出:'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怎样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如何认知戏曲本体的特质,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却不无歧见的问题。

摘要：汉民族卵生神话多为“一卵生”型。越南始祖、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各国口传神话则多流传一胞多卵的神话类型。越南《鸿庞氏传》记述了越南始祖雄王及其卵生后代的神话传说。解读《鸿庞氏传》,可看到岭南百越文化圈龙母原型的异文形象。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内涵和叙事形态,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岭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和濡化作用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体现出该地域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紧密关联。这种影响或关联,从反面也佐证了岭南百越文化圈龙母卵生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是该地域卵生神话母题的根源。

摘要：廖明君（以下简称“廖”）：国韬好!近三、四年来你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古剧”和“古乐”的论文，2011年8月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剧考原》这部专著，我对此也颇感兴趣，今天想请你专就“古剧”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一些学术见解和研究心得。先请从“古剧”的定义开始谈吧，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从狭义的消极保护到传承发展等一整系列的文化复兴工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涉及对象非常广泛而多样的概念,因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必须根据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比如对传统工艺的保护,重要的是需要培养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消费观念。应当着力于培养社会对传统工艺劳动过程的关注、理解与兴趣。对民俗活动的保护,重要的是重构都市社区的文化交流环境,使得传统民俗活动逐渐成为当代都市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个有机成分。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的保护,实质上是对特定文化群体生活方式个性的保护。把传统民间艺术的核心民俗因子植入新的文化活动和传播空间,创造出与时尚文化共生的新的民俗文化活动形态,也是一种积极的保护。总之,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是多层次、多形态,能够满足各个文化群体文化个性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同体。从这种文化建设理念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摆脱想象的困境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摘要：引言粤剧历史不短也不算太长,既有“外江戏”的基因,又内含岭南文化的血脉,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剧种。广东经济约在明末清初,逐步活跃;到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更是获得长足发展,吸引外地人入粤,所谓“外江班”也随之而来,他们为广东民众带来了皮黄腔、弋阳腔、汉调等戏曲形式.

摘要：京剧"四大名旦"是对梅、程、荀、尚四位旦角名伶的特定称谓。它是1930年代初由上海捧荀慧生的"白党"策划并通过《戏剧月刊》"现代四大名旦"征文评选而产生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沪上色彩。尽管程、荀、尚三伶在"四大名旦"中的排序颇有争议,但这一名号负载着丰富的符号意义,被广泛认可和接纳,成为中国京剧旦角艺术的最高范本。本文从"四大名旦"术语生成史的角度考察其背后所蕴藏着的丰富讯息和文化意涵。

摘要：进入新时代,我国非遗保护研究面临诸多新机遇与新挑战,必须在路向上做出新选择。在2020年11月举办的“新时代非遗保护与学科发展论坛”上,40多名非遗专家就此问题做了发言或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新时代非遗保护研究路向是:一要深化非遗保护基础理论研究,推进非遗学科发展;二要加强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关系研究,推动非遗保护融入国家战略;三是加强非遗保护创新研究,推动非遗“双创”实施。

摘要：唐玄宗於東西兩京設置五教坊,其中蓄養了大批伎樂人;除此之外,在西京長安另有一批籍屬"教坊",但又不居於教坊的"北里飲妓",也曾爲唐代樂藝的繁榮做出了貢獻。考察這批飲妓的居所、身份、來歷、組織、管理、等級、歸宿、服務對象、交易方式、經濟收入、才華伎藝等方面問題,可補唐代藝術史、文化史研究之所闕,唐孫棨《北里志》爲這方面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