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国家推进文化管理机构全面深化改革,组织结构与职能设计不断优化,文化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从历史延续和国家需求两个方面深入剖析了文化管理机构变革的需求动因。文化管理机构组织调整和职能优化提升了文化治理的整体效能、重塑了市场主体与管理机构的协同关系、提高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未来还需在整合机构职能、优化权责体系、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电影是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门类,电影产业的发展必须遵循规律,建构完善的产业链和均衡发展的市场,而不能盲目扩张。虽然大片在电影产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创意创新的担当者多是中小成本影片;电影发展需要激发个体艺术家的灵感,更需要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机制的全面创新。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要在质量、市场、体制三方面用力。

摘要：如何实施政策干预以营造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意的社会环境,是政府和文化管理职能部门的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应减少对文化创意培育的干预,给社会和市场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维护良好的文化生态。当前,政策干预的最大问题是凸显"产业"维度,不见"文化情怀",呈现的是资本和技术的狂欢共舞,唯独缺失文化生成和价值传播的自觉。因此,必须的政策干预要以实现文化创意的"人的价值和对人的关怀"为诉求,而非单纯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既有理论性又有政策性。《讲话》关于艺术消费对艺术生产的制约关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传统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阐述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是长期管用、使人长久受益的东西。《讲话》中那些根据彼时彼地的现实需要、针对当年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客观条件提出来的具体政策,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失效或发生改变。

摘要：所谓版权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是动态的有针对性保护，且要体现出导向性，要关注到“创意”

摘要：一一百多年前,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写那个时代的济南城,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惊艳：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大明湖业已澄净得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

摘要：阅读《三个三重奏》时，我不断想起米兰·昆德拉。这个前爵士乐手和宁肯一样，热衷于用音乐形式结构长篇小说。尽管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仍曾长久迷恋昆德拉小说中那种精致的节奏感：如波浪般不断推进和累积的力量，不时被跳跃的轻巧片段打断，尔后更为丰富的声音混杂进来，继续裹挟着叙事向高潮涌去，最终在辉煌处响起悠久的回声。尽管宁肯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并未采用昆德拉式的交响乐章形式，但是在三个三重奏交叠演奏的迷人音效里，我再次感觉到那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节奏之美。

摘要：“大众文化”是新质文化形态。当下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之“大众”,并非通常意义的“民众或群众”,而是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化生活中推涌出的特定消费群体。“大众文化”以价值平面化、复制化、肉身化和动态化等追逐和定位于当下的时尚。“大众文化”是契合高技术的文化现象。文学、艺术在“大众”的消费中转换成视像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行为艺术等日益走红,瓦解了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壁垒。大众文化朝着健康、健全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优化和提升其人文含量、科技含量和审美意味,并且把它整合到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中去。

摘要：“秩序重建”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通过重返“文明”的问题视域,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回应着“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面,中国超越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疆域、人口等总体规模上保持了中华文明自成格局、自塑秩序的基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中国激活了以“家国天下”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制度设计,将其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式发展中,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解决21世纪以来的人类秩序危机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奉献中国力量。

摘要：以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贸易转型升级与文化产业迈入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必然要求。文化贸易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关乎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位态,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表征。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增强国际分工体系和健全产业链意识,需要深刻理解"文化例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