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这个进程中,文化认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汉字和由汉字发展而来的中国书法居功至伟。自从有了甲骨文,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中、后期起,中华先民就开始使用汉字。随后,这种文字被移植到青铜礼器、法器(金文)、石头(石鼓文)上,这时期的汉字被称为大篆。夏、商、周三代,大体上但凡使用这些文字的群体,被后人统称为华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地的小篆作为统一的字体,以国家的名义号令颁行,自此,汉字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小篆结体优美,线条圆润流畅,由此,汉字开始从实用交流沟通工具向艺术表现层面演进。

摘要：一、少数民族文化:牧场深处传来的马头琴声

摘要：《诗经》是一个融汇礼乐文化的综合文本,诗教的实际操作贯穿了人对艺术语言符号的认知过程。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合理性依据。诗教的实现手段是艺术,艺术在中国美学体系中获得了本体性地位。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哲学意蕴。诗教追求的尽善尽美的艺术理想,使艺术批评不能离开善与美的维度。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实践要求。诗教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成为"仁人",从中可以管窥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

摘要：本文从媒介优势、媒介构成要素特色等角度对广播广告和电视广告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广播广告是电子媒介中唯一纯听觉广告,声情并茂,接收行为活跃,信息传播自由度高,制作程序简单,而电视广告声画结合,视听兼备,综合多种艺术手段,影响范围广,渗透力强等特点。

摘要：相比较于新闻中的议程设置,广告中的议程设置显得更加"蓄意"和明显。出于广告的本性,广告议程通过引导受众的关注点、安排受众的消费主题等来实现对消费者议程的"主宰"。从议程设置的层次上来看,广告中的议程设置从微观到宏观,可以分为广告作品中的议程设置、广告活动中的议程设置、广告集群的议程设置和深层的广告议程设置四个层次。

摘要：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审美与功利目的相伴而生,美依附在宗教、政治和实用器物的边缘而存在,审美以实用性和功用性为目的。超越实用功利目的,获得独立自足的发展空间是审美和艺术努力的方向和最高境界。但是当审美和艺术完全摆脱宗教、政治和实用器物的附庸地位时,往往走向空洞和淫俗。因此,依附于政治、宗教和实用器物而产生和发展,又要努力超越这些外在因素的束缚,在纯审美与实用性两个端点之间做钟摆式的运动,这才是审美和艺术正常健康发展的态势。

摘要：在全球的电影界和广告界，无人不知“戛纳”这个地处法国东南部的沿海小镇。与其他蓝色海岸地区的闲适安静不同，它虽然也拥有蔚蓝迷人的海岸线和法国南部明亮阳光下的棕榈树，但戛纳更像是一个社交不断的城市。一年中，无论你什么时候来戛纳，总会在这里遇到大型活动。

摘要：在《儒林外史》的传播与接受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文人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清人认为它超越《水浒传》和《金瓶梅》,现代学者将它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而大众读者却反应平平。古今出版的《儒林外史》的版本数量大约相当于《红楼梦》的四分之一。这种接受反差与小说题材相关,《儒林外史》主要反映文人的生活与情感,理所当然地受到文人的青睐而不为大众读者所理解。《儒林外史》完全打破章回小说的传统写法,基本上是一些文人轶闻趣事的连缀,这种叙事风格和结构特点与大众读者从听说话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完全脱节。吴敬梓不再采用说话人评述模式叙事,而是"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大众读者缺乏理解这种小说艺术的历史文化知识。

摘要：李有才是赵树理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历来对他的形象内涵评价并不高,本文以新的视角研究认为,李有才的“丑角艺术家”身份,不但是民间艺术资源与现代小说形式相遇的独特产物,也决定了李有才在小说中的双重位置,即在民间日常娱乐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和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的边缘位置。在现代小说史上,他的“丑角英雄”的身份,是民间传统的现代化在小说领域的一个独特贡献。

摘要："混沌""梦幻"是洪荒时代人类对宇宙的总体印象,也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主要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混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留存在人类意识的深层,并在梦中或在梦幻艺术中得到再现。《庄子》以大胆的想象构建了一个梦幻艺术世界。在庄子的梦幻艺术世界中,事物的形象具有模糊性和不可捉摸性;一事物可以由动物幻化为他事物;万物交织在一起界限不清;梦境和现实界限不清。《庄子》不是对日常生活的模仿,而是对混沌原始意象的艺术再现,是人类心理深层对模糊的、非理性世界的呼唤。《庄子》"梦幻艺术"的意义在于引领接受者超越理性和伦理道德的约束进入集体无意识深层,回归"混沌"记忆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