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梦龙创作的《双雄记》和《万事足》,虽说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虚构而成,还是打上了冯氏的烙印。《双雄记》作于冯梦龙青年时期,对人性贪婪、官场腐败的揭露与鞭挞,源于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万事足》作于冯梦龙寿宁知县任上,目的在于道德教化,要男人立志,为闺人除妬。两部传奇思想倾向反差甚大,与作者的年龄、身份、地位的变化有关。冯梦龙是一位主张严守曲律的剧作家,《双雄记》、《万事足》都是合律依腔的样板。两部传奇均用双线结构,《双雄记》有借鉴《拜月亭记》的痕迹,《万事足》结构与人物关系的安排更加巧妙。《双雄记》内容有一定深度而艺术略显稚嫩,《万事足》艺术臻于成熟而内容流于庸俗。

摘要：民国年间满洲旗籍作家王度庐,在满洲贵族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作为一代新人,承继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选择写作不被文坛重视的武侠小说,用通俗艺术的曲笔,编织逝去的王朝里活跃过的人物故事,并以其独有的悲情,重评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而开创了武侠言情小说中的"悲剧侠情"一派,从一个侧面,为曾经发生的民族悲剧,留下沉重的历史遗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群鲜活动人的清代旗人形象。

摘要：在李渔创作的三十篇话本小说中有四篇情节新奇,于是将之改编为传奇。按照传奇生旦排场的要求,李渔对部分话本的主要人物作了调整和改写,重新确立了男女主人公。基于传奇篇幅和容量的增加,李渔采用双线结构,补写了部分情节,又从舞台艺术效果出发,设置了新的戏剧冲突,增写了武戏。根据戏曲集中性的特点,李渔将话本中人物进行了删减与合并,减少出场人数,压缩故事时间,形成了其戏曲改编的特点。

摘要：“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摘要：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 10年中 ,时代的光明和对未来的向往形成了最大的权威话语系统 ,而这也就促成了主观拥抱现实的诗人们抽象想象式的自我表现。胡风、田间、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创作 ,从梦幻般的生活想象到生活的抽象化与激情相交融中的诗性阐释 ,体现出了这一时期浪漫主义诗歌审美内涵的构成与演变。他们的诗用时代权威话语所赋予的“现实规范”和浪漫主义艺术策略相融合 。

摘要：　李白乐府点化旧作而自出新貌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间接抒情和穿插议论,使题旨不变而寄寓个人情志;二是题旨不变而转换感情基调,以表现特殊的态度、作风和趣味;三是改造诗篇的程式,使传统场景得以保留而改变其功能。借助这些手段,李白乐府既充分显示了乐府诗的"类型化"体制特征,又是高度体现了作者个性和艺术创造才能的"个别化"作品。

摘要：The texts of novel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ere in fact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ere adaptations by later scholars and not the original. Thus, these tex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popular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 in term of oral discourse and folk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not proper for us to study the oral discourse and the texts of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摘要："三言"兼收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冯梦龙整理旧本主要是还原说话艺人在瓦舍勾栏所讲的生动曲折的故事,恢复话本的入话,运用白话叙事,使之具有案头欣赏价值。冯梦龙等文人创作的话本,情节曲折复杂,内容丰富多彩,采用双线乃至多线发展的结构方式,描写更加细腻,完成了从勾栏到案头的转变。

摘要：在1990年代,朱朱在“不纯”的时代写“纯净”的诗,力图在诗歌中重新发明一种现实,但这种自我诗学也产生了陷入虚无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诗学危机。于是2000年左右,朱朱开始思考“纯诗及物的可能”,转向与他人对话和对人性的探索。在自我诗学与他人诗学之间,朱朱一以贯之地对女性与爱欲展开深度的书写,从而又打开了一个充满魅惑的阴性世界。当朱朱以艺术策展人、艺术批评家与诗人的身份漫游在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时,他的诗歌展现出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厚重的博思。最终,朱朱以一种超验性的视角,实现了对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超越,远离了凝视人性的深渊。

摘要：冯梦龙为"三言"所作的三篇序,每篇重点论述一个问题,各篇又相互勾连补充,形成了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古今小说叙》首次提出通俗演义起源于说话艺术,与唐人传奇相比,通俗演义从语言到内容都通俗易懂,可以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和欣赏,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警世通言叙》探讨了小说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的虚构方法,虚构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故事小说可以虚构,历史小说则要严守史实。《醒世恒言叙》提出了"醒世说",冯梦龙对晚明"浊乱之世"痛心疾首,要用通俗演义来警醒世人,扭转乾坤。通俗小说要达到醒世的目的,首先要有健康的内容,还得遵循小说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