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行使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创设分区监察制度,派监察使巡回监察地方。全面抗战期间,分区监察制度逐步完善。以战时担任湖南湖北监察使的苗培成为典型案例,可呈现分区监察制度的运作实态。在任期间,苗培成认真履职,先后十余次巡回视察两省数个县份,考察地方情形,行使建议、纠举、弹劾等职权,展现了分区监察制度与战时湖南、湖北地方社会的互动。苗培成勤勉敬业却收效甚微,诸多痼疾未有改善,揭示了分区监察制度的困境:制度设计与现实情形割裂;付诸实践时重形式而轻实质,有将“视察”等同于“监察”之嫌;与党权、军权、行政权相比,监察权始终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监察权无法切实发挥作用是国民党政权在战时日趋腐败蜕化、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

摘要：雍乾时期,清朝在贵州新辟苗疆实施军事戍防与屯田政策,起到了统一苗疆、镇慑地方的作用。因屯、民田土相争,屯政弊端显现,间接导致咸同时期贵州苗疆爆发民变。其间,地方官员试图借用湖南苗疆设屯经验进行改革,却未从根本上消除贵州苗疆的隐患。战事平定后,地方官员在战后重建中再次通过设屯解决安置民众田产及军户裁撤的问题。随着军、民与土著族群的融合,贵州苗疆屯政形同虚设,至清末并入地方州、县管理。贵州苗疆屯政制度变革的过程,反映了清廷在边疆地区制度设计、调适与转变等一系列内地化进程问题。

摘要：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的特性之中,“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团结一体的历史趋势;“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充分认识统一性和包容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将有助于我们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和行政管理组织形式,在卫所制度的运行中,卫所军户以军籍的身份存在,在相应的卫所里承担军差,而州县军户作为卫所军户的替补,以民户的身份存在,承平之时在州县承担民差,当卫所军户故绝时会被勾出补役,身份也转变为卫所军户。这样的卫所制度设计,影响了明代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一直到明代灭亡并延续到清代。湖南新田骆氏家族的历史记载,在卫所军户和州县原籍军户体系中各有清楚的呈现,通过《明史》《明实录》等传统文献和地方志等史志文献,以及家谱和碑刻等民间文献中不同的历史书写,来探寻两类军户关联的可能性、实现途径,以及隐约可见的军户家族的历史记忆和家风传承,以此揭示卫所制度影响之下军户族群关系及其身份变迁。

摘要：咸丰初年,清廷先后向湖南、江西等14省委任了近300位旨在协助地方官员办理团练的"团练大臣",希望凭借此举统合地方官员与"在籍绅士"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尽快将绅民动员、组织起来,以阻止太平天国向基层社会的蔓延和渗透。但在随后的办团过程中,"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难以实现清廷"官绅联为一体"的期望,"团练大臣"在司法、财政和防剿方面均对地方官员构成竞争,所谓"一切公事掣肘多端"。双方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清廷制度设计上的不切实际和模糊性。清廷虽一度决定废弃"团练大臣",将团练改由地方官单独办理,但后者无力单独承担这一重任的现实令其不得不终止这一尝试。"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冲突反映出清廷统合官绅的艰难,直接影响着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的走势。

摘要：明代外戚素有"最为孱弱"一说,确实,在国家制度框架内外戚受到很严格的约束,同时,外戚又因系皇家亲族,享受着国家赋予的尊崇地位,呈现出明显的"与国休戚"的特征。明末崇祯皇帝生母的娘家、外戚海州刘氏家族的命运,前人少有关注,通过国家给刘家拨付养赡田、拨军修坟和刘家捐资助饷、阖门自尽等历史事件,可知明末外戚家族与皇权、国家命运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皇权时代的"家国一体"特征在明末有更为清晰的呈现。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清代是否修筑长城存在严重的误解,"清代不修长城""明代长城东起山海关"等观念很流行,对清代长城修筑的基本事实和评价也存在许多问题。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如果我们把清代对长城的废弃与坚守置于传统中国的整体发展历程中,就会发现清朝统治者在致力于构建"大一统"王朝新型的民族关系和边疆秩序时,虽然不像明朝那样大规模地修筑"九边"长城,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中国的长城防御策略,它既有对明代的长城进行修缮利用(如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修建或改建),也有部分的新修长城(如西北和西南地区)。究其原因,长城防御是传统中国在处理不同文明类型下族群关系的长期探索的结果和成功实践。清朝对长城的废弃和坚守,表明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工事,也是一条族群秩序线,有助于文明共生,它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共有的文化精神。

摘要："调卫"惩罚是明代卫所制度下落实中国传统"五刑"中徒、流刑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为军官军人所特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调卫"惩罚正式确立于宣德四年,历经正统、成化年间的不断发展完善而行用渐广,涉及军官在职务、经济、道德等方面的罪行惩治。"调卫"一定程度上对武职犯罪起到了惩戒效用,有利于卫所军政的整饬、边卫的充实以及卫所内部矛盾的缓解。在实践中,由于统治者的一再宽宥以及"调卫"自身的制度漏洞,致使军官"假罪调卫"、有司恣意滥施等新问题的产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变相浪费,效果亦未能尽如人意。

摘要：《维西夷人图》是绘制滇西北边地清军“维西协”防区内“夷人”的专门图册。该图册图文并茂,对研究清代滇西北的民族与边防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首先考释了图册的收藏情况,通过对图册装帧设计、图说内容、图像绘制特点的分析,认为《维西夷人图》是《维西协营制》的一部分,成书时间约为嘉庆八年(1803);其次,将《维西夷人图》与其他几部清代“夷人图”进行了比较,认为不同绘图者的“民族”认知和绘图的目的不同;再次,通过比较认为,《维西夷人图》图像的绘制与图说具有明显的边地驻军视角特点,即图像注重“夷人”外貌服饰绘制的写实性,目的是有效辨识防区内的各族“夷人”,图说则十分注重“夷人”是否纳粮、守法与臣服的描述,反映出驻军是以一种管控的思维记录边地“夷人”民情。

摘要：在云南省丽江市博物院收藏有一套释迦与十六尊者的宗教画,它是十七世纪由却英多吉在丽江为木氏家族成员木靖所做。却英多吉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十世噶玛巴,也是藏传佛教艺术中噶智风格的开创者。这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于出自宗教领袖之手,它具有更高的象征意义。本文以这组宗教画为切入点,分析了西藏政教斗争、噶玛噶举派与木氏土司之间供施关系的结成,是十七世纪末噶玛噶举派传教中心南移的历史背景,而噶玛噶举派传教中心的南移对云南藏传佛教分布格局及藏传佛教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