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基于"离散行为空间导致羊群行为"模型,通过放松私人信号假设,引入二维不确定信号,分析此"二维信号离散行为空间"中的羊群行为的产生过程与产生机理。笔者运用数学建模来分析二维不确定信号——是否获得信号以及信号是否准确,对羊群行为的产生时间以及概率的影响,推导出羊群行为产生时间以及产生概率与信号参数的具体关系式,并且运用MATLAB生成图像分析二维不确定信号参数变化对羊群行为的影响趋势。研究发现,通过引入二维不确定信号,羊群行为不会像在"一维信号离散行为空间"中那样确定产生,"二维信号离散行为空间"中羊群行为的产生与信号参数相关,并且获得信息概率这一信号参数的单向变化,对羊群行为有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对投资行为和市场监管具有指导作用,在维护投资市场公平、有序、高效运行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企业债与公司债近年来迅速壮大,理解市场定价规律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以避免内生性为原则改进了现有文献的研究设计,实证评估了无风险利率、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宏观系统性风险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比较研究显示,企业债与公司债的市场定价规律显著不同,前者对流动性风险更敏感,后者对信用风险更敏感。此外本文在债券的无风险利率信息有效性、国企背景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债与公司债之间的收益率利差等方面均有研究发现,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投资建议。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投机资本内生性地受升值政策影响时央行的最优动态升值路径。文中分析了两种情况。在完全信息情况下,投机者知道央行的目标汇率水平。这时央行应该尽快升值,减慢升值速度只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投机者不确定央行最终目标,他们根据央行每期的升值政策更新对最终目标的预期。模型显示不完全信息会使最优升值速度变慢。当升值目标较高时,央行可能会模仿低目标下的政策,从而暂时维持人们的低升值预期;而在升值目标较低时,央行可能会用更低的升值速度来揭示低目标的信息。本文的一个理论贡献是展示了当政策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时,如何设计动态最优政策。

摘要：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直接原因往往来自流动性冲击。最近几年在全球货币政策大变局和货币供给呈现新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受到流动性冲击的困扰越来越大,给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以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行为探索货币供给的微观基础,构建宏观流动性的周期性纵向结构和“核心-中间-外围”的横向结构,理顺流动性冲击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基本机理,为系统性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我们发现来自实体需求、银行信用和监管变化的内生和外生冲击,通过引发信贷结构的变动对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流动性冲击,冲击路线在中国特有的货币分割和信用分层结构下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旨在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需要理解中国独有的流动性冲击结构,站在整个宏观审慎的角度进行统筹设计,防止出现“一刀切”治理模式对金融稳定自身的扰动。这需要在深刻分析货币和流动性供需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摘要：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摘要：本文选取2011—2017年中小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准自然实验分析方法,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效应视角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并且发展普惠金融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三类企业创新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影响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相比于国有企业,发展普惠金融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可以通过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进一步实现,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普惠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存在正向的激励作用。

摘要：开征环境税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选择,学术界对环境税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根据环境税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理论演进脉络,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中国开征环境税研究三个方面全面梳理了环境税、税制设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方面的已有成果。理论研究方面,Gradus和Smulders于1993年开创性地在经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引入环境税因素,并将环境税税率内生化。实证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定量分析开征环境税的各种经济影响。中国开征环境税研究方面,研究者们模拟中国开征环境税的各种经济影响,并结合发达国家经验提出税制设计建议。

摘要：本文利用芬兰等十二个已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发达国家1980～2009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发现:开征环境税在短期内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负向冲击;但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长期冲击,且这种长期冲击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开征环境税时,不仅要通过税收体系调整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冲击,更应从长期影响的视角出发,设计配套政策,降低环境税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摘要：农民工为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的代际交叠,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一代农民工所遭受的职业伤害和劳动权益侵犯的进一步延续,另一方面则是与新型职业相伴而生的新型伤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会遭受多重职业伤害的困扰,既存在农民工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的原因,也包括外部保障负效用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给我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摘要：通过对各人口变量的设定,对我国未来人口和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及分析,进而预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分析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动态演进和结构构成,发现: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可分为两个阶段:2011~2026年缓慢下降阶段和2027~2050年加速下降阶段;我国未来呈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老年化的趋势。要适应短期、中期和长期劳动力供给变化,形成能够协调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和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