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全面推行EVA考核评价,这一系统性的考核机制改变必然会引起公司行为多方面的变化。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检验了EVA考核实施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EVA考核实施后,中央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下降,同时现金持有价值显著上升。进一步的探究发现,区分协同效应强度,以上关系主要存在于协同效应较弱的情况下;区分公司扩张速度,以上关系在扩张速度较高的情况下较为明显。在丰富的稳健性测试下,上述结果保持稳定。本文借助管理层考核机制的变迁,从激励设计角度拓展了现金持有水平与持有价值的相关研究,为EVA考核机制实施的后果增添了新的证据,有益于其未来推广的思考。

摘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应重视初次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而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将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并对企业初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竞争政策通过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并利用《反垄断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竞争环境改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垄断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高垄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且随着反垄断执法强度加大,其对高垄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愈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反垄断法》实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市场上的要素组成效应与产品市场上的成本加成效应等途径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了普通员工收入份额、缩小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兼顾了共同富裕。本文研究丰富了《反垄断法》实施的政策效果评估相关文献,为国家达成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现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激励机制不足是其创新效率损失的根本原因,但该结论主要基于产权改革和高管单轨薪酬契约的假设前提,忽视了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性质和地位的情形下,仅通过改变高管团队薪酬契约设计能否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问题。本文立足国有企业双轨薪酬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通过手工收集2007-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高管团队双轨薪酬契约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双轨薪酬契约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机制实现。高管团队双轨薪酬契约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创新产出均具有促进作用;当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时,更有利于发挥高管团队双轨薪酬契约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地方国有企业、高竞争行业国有企业以及《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政策颁布后,高管团队双轨薪酬契约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高管团队双轨薪酬契约视角不仅回应了有关“民营化”的理论争议,还拓展了高管薪酬的研究领域,对当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情境下信息系统整合对预算程序公平的影响以及预算程序公平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路径。利用一项基于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本文发现信息系统整合能提升企业的预算程序公平,而预算程序公平不仅对企业业绩有直接影响,而且能够通过员工对系统成功的感受间接影响企业业绩。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程序公平是企业设计和应用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时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加强企业内部各类信息系统的整合有利于促进程序公平并提升业绩。

摘要：在企业经营发展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把战略转化为实践。管理控制系统就是着眼于公司战略,利用管理会计工具将战略转化为实践的一整套的控制系统。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管理控制系统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战略实施的结果,因此该系统的构建过程是重中之重。本文以CR公司构建管理控制系统的过程为案例,详细描述了管理控制系统的构建过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该系统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并总结了医药商业领域管理控制系统的一般框架,希望能够对其他同类企业提供借鉴。

摘要：地缘关系是构成中国关系型社会的重要基石，本文把省级领导人在所管辖省份内曾经的重要任职经历地定义为拥有省级核心领导入主政关系的区域，并研究拥有这种主政关系的微观企业是否因核心政府官员情系故地而享受到地域偏爱。实证结果发现，省级核心官员对处于其重要任职经历所在地域的上市公司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偏爱情结，表现为拥有主政关系的上市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且这一结果主要体现在有政治关联和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因官员主政关系的强度和地区腐败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且上市公司因主政关系而获取的政府补助并未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反而明显降低了社会效益；此外，还发现拥有省级领导人的老乡关系对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结果表明地域偏爱是除了政治晋升激励之外核心政府官员干预微观经济的重要机理。结论为产业政策之争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同时支持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以制约主要领导干部权力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设计也提供了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