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版式设计权作为我国《著作权法》相对于《罗马公约》的特色邻接权类型,承担着激励出版者传播行为的使命,具有相应的制度价值。但无论是从条款的规范分析还是从司法案例实证分析来看,我国版式设计权的权利范畴较为狭窄,无法满足其制度使命和价值的要求,也与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不相适应。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版”得以重新界定,“版式设计”也得以扩大解释,从而为版式设计权的扩张提供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路径,应在合理的范围内扩张版式设计权。

摘要：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加持下,具有拟人化外观的人形机器人将具有操纵能力,可能引发限制人的自我成长、误导社会化进程以及扭曲家庭伦理观念等问题。风险管理进路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法,存在风险评估与分类困难,并非调整人形机器人活动的良方。人形机器人具有专精科技与赋能科技双重属性,前者意味着必须借助科技伦理规范研发活动,后者则要求充分关注不同应用场景的复杂治理需求。对人形机器人研发活动的规范,应适当将科技伦理法律化,预先控制人形机器人的情感计算能力,并避免外观设计产生过度操纵风险。对人形机器人应用活动的规范,一方面应充分借助法律系统抽象的权利义务工具,如知情权、人工沟通权以及人为监督、安全稳定义务等,回应海量应用场景引发的规范难题;另一方面应为法规、政策留出必要的空间,借助合规认证、监管沙箱等制度实现对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协同治理。

摘要：数字时代应有效回应信息科技引发的新型信息风险。日益广泛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不仅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多种风险,影响个人人格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可能会对社会与国家造成重大安全隐患。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既需要公私主体消极不侵犯个人信息,又需要国家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治理信息风险。在风险治理组织上,宜吸收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设立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实施“一站式监管”。在风险预防措施上,应对个人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分级以进行不同安全等级的信息风险预防,并以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为理念设计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等制度。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执法裁量空间巨大,有必要努力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处罚裁量基准,并探索执法和解机制以促进企业合规。为了更全面有效地进行信息风险治理,应逐步放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

摘要：单设行政刑法无助于避免行政犯的无序扩张,与其在单行刑法或在非刑事法律规范中明确行政犯的处罚范围,不如对我国刑法中空白罪状涉及的实行行为和犯罪对象进行限制解释更能缓解当下行政犯处罚依据不清的燃眉之急。以宪法或合宪性解释明确空白罪状内容、划定处罚边界的效果有限,以前置性规范的法律位阶限定刑事违法性欠缺合理性且与我国的刑事立法规定、司法运行逻辑存在一定冲突。对空白罪状的填充应当重视刑法自身的裁判规范属性,从法益轮廓更为清晰的自然犯中提取标准,明确行政犯的处罚核心和处罚半径,校验行为引发生命、健康、财产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及其侵害强度。我国刑法未来的“再法典化”有必要继续维持自然犯与行政犯并存于一部法典之中的统一立法模式,删除冗余的空白罪状,尽量避免“行为犯”“秩序罚”的设计;提倡刑事违法的独立、实质判断能够督促司法人员在法律文书中结合个案事实释法说理,司法机关也应加强“无罪类”指导案例的公开并理性看待差异化判决的实践价值。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对大量个人数据的处理。只有妥当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目的限制原则和有关个人知情权、决定权的规则,才能有效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目的限制原则包括“两肢”,一是处理目的自身的限制,二是处理目的对处理方式的限制。目的限制原则与人工智能发展之间有紧张关系,面临适用困境。该原则丧失实效,既会造成最小必要原则等多项原则难以适用,又不利于个人知情权、决定权的行使,还易致使个人数据交易欠缺自愿性、公平性。我国目的限制原则采用“宽进严出”模式,个人数据处理者不必将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中对个人数据的每一步处理活动加以披露,而是应分别披露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制作用户标签和画像、提供个性化服务等不同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并揭示其各自风险。经由人工智能制作用户标签和画像的,属于个人数据处理活动。该处理活动只有同时包含体现公平价值的设计,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此外,还应构建程序性规则以保障个人能够以集体的方式行使个人对标签、画像享有的有限决定权。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别性不是其宽泛意义上的特点或特殊性,而是该组织稳定且独一无二的标识性特征。其本质特别性可以被归纳为四个逐层拓展的方面:在功能上承载集体土地所有权,在职能上承担部分政府职能,在财产和成员上具有法定性和固有性,在设立上是先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被改造为特别法人。这些本质特别性是贯穿立法始终的底层逻辑,是凝聚立法共识的理论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系列特点和具体制度设计的决定性因素。

摘要：公共数据分级授权有别于数据分级开放,其分级标准不应照搬公共数据分级开放标准而设计。构建分级标准是开展分级授权运营的前提,对于弥补现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为不足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公共数据分级授权标准应以符合公共数据作为公共财产之公共性和财产性特征为导向。通过应用场景分析,拆解公共数据不同层级的使用权,可以为构建分级授权标准提供权利限度框架。公共数据分级授权标准是对数据使用权的合理控制。结合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在权利限度框架下划分不同大小的数据使用权控制级别,形成分级授权标准:完全授权、可转让授权、开发授权和直接使用授权。通过“区分准入资格”“明确协议权利范围”“差异化监管”以及“分级动态反馈”的具体适用规则,使分级授权标准嵌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全过程。

摘要：数字资产所有权是元宇宙法律制度建设中的基础问题,数字艺术品NFT交易为此提供了最佳研究场景。尽管市场宣传和交易主体预期均将NFT视为数字艺术品的所有权凭证,但目前网络环境下适用的法律规则却与此相悖。因为立法之初还未出现能够防止数字作品在网络上被一键完美复制的技术,所以数字作品的确权难题使得其在网上销售时只赋予购买者使用权,以保护创作者的利益。如今,NFT解决了网络世界中数字资产的确权难题,法律也应与时俱进地回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数字资产所有权构建的需求,实现数字艺术品NFT交易目的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匹配。法律应承认电子记录可以作为物权客体,并认可NFT所有权变动表彰数字艺术品的权属变动,从而使NFT成为数字艺术品的所有权凭证;著作权法也需要作出配套修改,将发行权与首次销售原则扩展适用于数字作品,消除数字艺术品所有权流转的法律障碍。

摘要：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是解决工业时代劳动领域社会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二者分别采取私法和公法两种不同技术方法,在功能上存在择一使用、次第结合、平行结合三种关系形态,在结构上通过劳动关系相关勾连。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因社会保险的社会和平功能、社会国家思想等原因,出现了社会保险对劳动关系的功能替代趋势,但这种功能替代有其限度,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坚持劳动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优先地位。在当下以新业态发展等为特点的劳动世界,二者应不再紧密捆绑,但也不能彻底分离,坚持社会保险应以具有共同社会风险和缴费能力的社会群体为制度设计前提这一要求,则社会保险原则上仍应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同时基于特定理由可以出现有劳动关系没有社会保险或者没有劳动关系却有社会保险的状况,这也即二者关系的第三条道路。

摘要：元宇宙是一个由数字世界、物理世界和人际世界组成的三元世界。元宇宙中同样存在着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统称“网信安全”问题。元宇宙作为去中心化的虚拟空间,还对现实世界中的法律是否适用于元宇宙以及如何适用提出了挑战。在元宇宙中,一方面,代码就是“法律”;另一方面,代码不能解决或不宜由代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现实世界的法律来解决。设计隐私与设计安全作为法律与代码的结合体,在维护元宇宙三元世界的“网信安全”方面,应得到进一步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