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意愿是联结政治与政策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强大的政治意愿是中国治理模式的重要标识,也是深入理解中国治理成效的关键视角。本文在梳理政治意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操作性分析框架,以中国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为例揭示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与保障体制迅速高效发展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政治意愿是推动政府行政改革的关键驱动力。领导层的深切关注与顶层设计的精心布局是政治意愿的核心要素,进而驱动了政府层面的持续承诺以及政策与改革举措的高效执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意愿-政治任务-政治执行-意愿达成”是官方意志与民众期待的和谐统一。作为解释我国重大改革和政策实践取得成功的新视角和框架,政治意愿分析框架有益于深化对中国政治过程的分析和丰富对中国之治内涵的理解。

摘要：政府绩效管理是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体,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重技术理性而轻政治理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追求作为一种管理技术系统的自洽性,热衷于以技术手段设计和开发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技术理性代替政治理性探讨政府绩效管理机制,沉湎于对技术的精细化追求。今后,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强化政治理性研究取向,实现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跳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研究视角的短视陷阱,立足于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学科"大问题";致力于本土关照,探索融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机制;从政府再造的系统角度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关联问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摘要：在总结欧美和东亚地区多样化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模式、遭遇的问题以及改革举措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中国面临的社会治理挑战以及可能的改革路径,特别强调了改革策略和政策体系的设计问题。

摘要：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已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解释公共政策过程中政治与政策的复杂互动。该框架指出:针对某一目标群体的政策设计受到该群体政治影响力和主流社会对其社会形象认知的影响,政策设计又具有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该框架揭示了社会建构、政策设计、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回应了政策过程中"谁、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重要议题。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政策领域,经过学者们的检验、批评与争论,获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在顶层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借助政策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应急管理相关的重要政策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变迁的历程与变迁机制。研究表明,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救灾、综合减灾、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时期;不同时期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顶层设计决定层的变化推动了中央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视,关联层的变化推动了应急管理职能走向常态化,而操作层的变化推动了应急管理重心的下移;国家中心任务、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应急需求的变动是驱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变迁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央在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上应对这些要素予以重视。

摘要：在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协商民主不仅成全了西方政治学的再次繁荣,也造就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创新。2001年哈贝马斯将协商民主带入中国,短短10年,协商民主迅速地从学术热词变成政治热词,最终进入中共十八大报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政治姿态,也是理论宣言,它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由最初的诠释经典、注解现实,发展到倡导理想、设计蓝图的新阶段,尽管其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其理论解释力还有待提高,但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却是不争的事实。

摘要：新医改以来,"全民医保"的实现,药品定价行政管制的取消与"零差率"的推行,付费方式与补偿机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卫生投入的急剧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然而,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局部性、中间性绩效目标的改善,并没有带来医疗费用风险保护状况的明显改善。居民获得感褪色与卫生政策绩效的提升成为关键政策议题。本文基于卫生政策待遇设计分析框架检讨了相关政策设计,并进一步分析了新医改以来部门局部、中间性改革绩效改善明显而全局、最终性绩效改善有限背后,两种卫生政策干预机制的竞争及其负面影响。

摘要：在现代食品市场的匿名交易制度下,消费者需要透明的信息来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是微观行政管理式的,导致监管部门关注自身职能与权力的边界,而非宏观交易规则的制定与维护。这种情况在瘦肉精这一合法化工品被非法用到食品领域时更为突出。首先,现有的微观分段监管方式不能跨到化工领域进行监管,也缺少和化工行业主管部门跨部门协调或者合作的机制。其次,地方食品监管部门因隶属于地方政府,缺乏执法独立性;在中国还没有把环保问题提上日程时,地方政府往往牺牲社会效益换取地方经济增长,导致食品监而不管。最后,即使有心监管,在以"发证"为特征的"有限准入"的监管方式下,监管部门并不能防止入市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不切合实际的"零食品安全事故"的目标设定,导致一线监管人员监管成效低下。鉴于此,真正的监管型食品安全政策应该回归宏观政策制定,通过规则类政策,促成市场机制的建立,让消费者用脚投票,从而实现食品市场的优胜劣汰,而非人为的关停整改。为此,要转变政府的监管职能,将具体的微观行政管理行为转变为加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的宏观规制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即建立"监管分设、多元监督、信息对称"的信息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持续运行。

摘要：行为社会政策是基于人的行为特点而设计,使用"助推"作为政策工具来执行的社会政策。它是行为科学在社会政策范畴的应用,其原理在于洞察人们做选择时的行为偏好,以隐性且非明显经济刺激的方式谋求公众利益。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基于自愿性和信息性的统一,可将行为社会政策中的助推策略分为增加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三大策略被用于再住院率、儿童健康、社区养老、入学资助、就业问题、器官移植和精准扶贫等民生领域,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提高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和技术,助推并非万能,需要政策制定者对症下药、精确识别、权衡使用,规避"行为官僚",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摘要：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