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意愿是联结政治与政策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强大的政治意愿是中国治理模式的重要标识,也是深入理解中国治理成效的关键视角。本文在梳理政治意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操作性分析框架,以中国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为例揭示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与保障体制迅速高效发展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政治意愿是推动政府行政改革的关键驱动力。领导层的深切关注与顶层设计的精心布局是政治意愿的核心要素,进而驱动了政府层面的持续承诺以及政策与改革举措的高效执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意愿-政治任务-政治执行-意愿达成”是官方意志与民众期待的和谐统一。作为解释我国重大改革和政策实践取得成功的新视角和框架,政治意愿分析框架有益于深化对中国政治过程的分析和丰富对中国之治内涵的理解。

摘要：行为社会政策是基于人的行为特点而设计,使用"助推"作为政策工具来执行的社会政策。它是行为科学在社会政策范畴的应用,其原理在于洞察人们做选择时的行为偏好,以隐性且非明显经济刺激的方式谋求公众利益。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基于自愿性和信息性的统一,可将行为社会政策中的助推策略分为增加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三大策略被用于再住院率、儿童健康、社区养老、入学资助、就业问题、器官移植和精准扶贫等民生领域,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提高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和技术,助推并非万能,需要政策制定者对症下药、精确识别、权衡使用,规避"行为官僚",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摘要：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考察了民众面临的群际威胁通过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的中介作用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双路径模型,及群体认同对该双路径模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均是群际威胁(现实威胁和认同威胁)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变量。且现实威胁通过群体效能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认同威胁通过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群体效能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2)群体认同是群际威胁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变量,群体认同的调节效应通过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扩展了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为政府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供思路。

摘要：新医改以来,"全民医保"的实现,药品定价行政管制的取消与"零差率"的推行,付费方式与补偿机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卫生投入的急剧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然而,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局部性、中间性绩效目标的改善,并没有带来医疗费用风险保护状况的明显改善。居民获得感褪色与卫生政策绩效的提升成为关键政策议题。本文基于卫生政策待遇设计分析框架检讨了相关政策设计,并进一步分析了新医改以来部门局部、中间性改革绩效改善明显而全局、最终性绩效改善有限背后,两种卫生政策干预机制的竞争及其负面影响。

摘要：自低保制度建立后,低保平均保障标准逐年增加,低保覆盖率和低保人数却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本文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悖论。在社会政策扩张的大格局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低保人数和低保覆盖率的下降?从实践工作和学术研究既有的七种主要解释中,本文选取反腐败力度展开深入研究。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反腐败力度对低保人数和低保覆盖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田野调查发现,面对反腐败压力,民政人员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从"避免公众找麻烦"到"避免审计部门问责"的变化,其行为也相应出现了从"多纳入"到"多退出"的转变。本文认为民政人员"向上负责"的行动逻辑导致了上述结果,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设计和建设一套有效的福利行政体制迫在眉睫。

摘要：论文以实验方法探析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及其机理。实验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结果显示:1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对决策过程有影响,但是不同观念形态之间的被试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2观念形态激活后,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公共问题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3观念形态刺激使被试会倾向于选择与其观念形态一致的备选方案;4观念形态的激活显著减少了被试提出独立观点和方案的数量。这些发现对于公共决策与管理有若干理论启示。

摘要：中国基层治理存在资源、权限和激励三重困境,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破解这些困境,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本研究借鉴组织变革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基于广州市南沙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发现党建引领利用信息化建设、流程再造、结构调整、机制设计和文化重塑的系列措施,形成组织建设、权威协同和激励驱动三条机制路径,有助于破除基层治理中普遍面临的三重困境,推动了中国基层治理格局的整体变革。未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可以借鉴“创造性破坏”和整体性治理的基本逻辑,推进基层组织的服务流程与组织间协同,重塑中国基层治理的良好格局。

摘要：根据公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价值和公民身份意识内涵设计公民身份意识的四个维度:共同体意识、法律意识、民主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市公民身份意识现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广州市公民身份意识的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学历越高公民身份意识越强,但对共同体的认同则越低;男性的公民身份意识略高于女性,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年龄对公民身份意识的影响在四个维度下表现出了比较复杂的差异性。

摘要：在统合主义视角下,工会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立的、由国家控制的官僚系统内的组织,因此工会的改革必然始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然而,深圳市的工会改革实践表明,工会改革不仅仅是只能萌芽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还是能始于工会系统内部的主动实践。具体表现在:以试验区工联会为突破口增强基层工会力量,并辅之以社会工作化的工作方法;以及在观念层面上,突破以往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进行工会改革的理念,以自下而上的草根思维强化基层工会、在基层促进劳工团结、预防和减少劳资纠纷。工会的这种主动改革似乎突破了统合主义对工会角色的定位。不过,需要看到这种改变依然是在国家既定框架下进行的,是党政支持和工会能动改革两者合力的结果。深圳市工会改革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工会组织的能动性、探索工会在基层改革的可能性,并使党政重新认识可控制的工会在基层治理、团结劳工方面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