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创新与扩散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创新扩散的模式、动力与机制,相对忽视了政策本身及其属性对政策扩散的影响以及政策内容如何在扩散过程中演变。本文以中国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扩散过程为案例,运用政策扩散理论研究政策属性如何影响政策扩散,以及政策创新采纳后如何被实施。研究发现,棚户区改造政策既可以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缓解相关社会问题,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殊属性影响了该政策的扩散速度和扩散范围。研究还发现,政策内容会随着政策扩散过程发生变化,政策创新的采纳与采纳后的政策执行不同步,且呈现出较大的地方差异。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国际人才来华发展。然而,近年来有关外国人,主要是留学生在华受到超常礼遇的问题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关注甚至质疑。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待外国人权益的政策与措施?这是关于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的态度的重要研究议题。相比西方国家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态度的研究,有关中国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态度的研究还处在空白状态。基于2018年中国福利态度调查数据,以族群竞争假设和群际接触假设的视角可对中国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公众尽管同意维持一定数量的国际移民在华工作和学习,但对国际移民的福利资格持较为谨慎保守的态度;与内陆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的态度相对包容;与北欧、西欧和南欧国家相比,中国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的态度更为谨慎保守;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子女数量、地区、就业单位是影响公众对国际移民福利资格态度的重要因素。

摘要：不断推动地方政策创新并将成功经验推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制定的显著特征。既有研究较好地解释了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及为什么可能创新,但关注创新理念产生、被政策参与者接受并最终成为政策实践的过程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南国市医保政策创新为例,运用政策企业家理论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过程,尤其关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主体及其互动。研究发现,为提升组织地位,争取更多的行政资源,行政官僚在创新过程中扮演了政策企业家角色。凭借知识和技术专长,他们不仅构建政策议题、提出创新理念、设计政策方案,还通过营销、结盟、制造政绩等策略来获得其他政策参与者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从而推动政策创新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摘要：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模式和实践受制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能够展示出来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为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因素?政府决定跟什么样的私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的或新有的模式。传统上认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主导。论文以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具体案例,研究发现:第一,虽然政府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事业单位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非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有相当比例是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成立的;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表现明显。第二,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它们参与体现了竞争性的发展模式,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甚至比更具官方色彩的其他组织在获得政府项目上更具显著优势。论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带来了混合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既延续了传统的大政府模式,也带来新的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摘要：基于广东省2017年福利态度调查数据发现,当前广东省民众收入不平等感知较强,但同时幸福感普遍较高。论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进而对收入不平等感知与幸福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感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高不平等感知与高幸福感共存是由于当前民众对未来生活预期较好,预期对收入不平等感知具有缓冲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收入不平等感知强烈必然会导致人们幸福感的下降。为了实现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论文建议通过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减少不平等。

摘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在顶层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借助政策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应急管理相关的重要政策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变迁的历程与变迁机制。研究表明,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救灾、综合减灾、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时期;不同时期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顶层设计决定层的变化推动了中央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视,关联层的变化推动了应急管理职能走向常态化,而操作层的变化推动了应急管理重心的下移;国家中心任务、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应急需求的变动是驱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变迁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央在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上应对这些要素予以重视。

摘要：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已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解释公共政策过程中政治与政策的复杂互动。该框架指出:针对某一目标群体的政策设计受到该群体政治影响力和主流社会对其社会形象认知的影响,政策设计又具有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该框架揭示了社会建构、政策设计、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回应了政策过程中"谁、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重要议题。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政策领域,经过学者们的检验、批评与争论,获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价值取向支配下进行的,价值取向决定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效果,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必须从价值取向出发。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政府机构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明显的执行属性,目的在于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轨迹,从机构精简、政府效率等方面看,它基本上满足了效率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平价值也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处于次要地位,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只有将这种非均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才能准确找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并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方可成功。大部制是兼具效率与公平价值的体制,是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方向,但也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合理权衡与取舍。

摘要：在现代食品市场的匿名交易制度下,消费者需要透明的信息来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是微观行政管理式的,导致监管部门关注自身职能与权力的边界,而非宏观交易规则的制定与维护。这种情况在瘦肉精这一合法化工品被非法用到食品领域时更为突出。首先,现有的微观分段监管方式不能跨到化工领域进行监管,也缺少和化工行业主管部门跨部门协调或者合作的机制。其次,地方食品监管部门因隶属于地方政府,缺乏执法独立性;在中国还没有把环保问题提上日程时,地方政府往往牺牲社会效益换取地方经济增长,导致食品监而不管。最后,即使有心监管,在以"发证"为特征的"有限准入"的监管方式下,监管部门并不能防止入市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不切合实际的"零食品安全事故"的目标设定,导致一线监管人员监管成效低下。鉴于此,真正的监管型食品安全政策应该回归宏观政策制定,通过规则类政策,促成市场机制的建立,让消费者用脚投票,从而实现食品市场的优胜劣汰,而非人为的关停整改。为此,要转变政府的监管职能,将具体的微观行政管理行为转变为加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的宏观规制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即建立"监管分设、多元监督、信息对称"的信息平台,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持续运行。

摘要：注意力分配(Attention Allocation)是社会科学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组织学均有关注,各自秉持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心理学更多把注意力分配看作是个体的大脑认知过程,重点关注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与决策过程。经济学认为注意力分配是一个激励过程;个体通过良性的激励设计过程,实现注意力的最优分配。管理学倾向于把注意力分配看作是一个计划统筹过程,认为个体可以通过一个良性的计划管理过程,实现注意力的优化配置。与上述三个学科不同的是,社会学和组织学相对“悲观”,认为注意力分配是社会或制度环境影响的产物。如果环境不友好,个体或组织的注意力分配也会非常糟糕。组织学比社会学更进一步,它深入中观,更多关注中层意义上的组织问题,认为注意力分配受到组织环境的显著影响,个体三分之二的生命历程都在一个组织中度过,组织环境或组织制度如果出现问题,个体的注意力分配也不会太优良(练宏,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