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以及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大维度——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并以全国79个城市的政务热线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服务渠道的网络化建设水平低且融合度不足,数据管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智能化建设思路不清晰且相关工具未能很好地嵌入部门运行和实践之中。为此需要围绕"融合性政务服务"闭环推进网络化转型,围绕"智慧化数据治理"闭环推进数据化转型,围绕"智能化管理运行"闭环推进智能化转型,并在顶层设计、资源投入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肇始于"国家主义"的劳动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身份本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式经历了从"发展主义"到新世纪社会政策的转型和变革,"人类需要本位"的要素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政策范式演进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的供给内容和覆盖范围得到了不断扩展,但仍然存在着福利制度碎片化、福利受益群体之间待遇殊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进入新时代,民生导向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且随着精准扶贫、健康中国等重大民生战略的推行,社会政策开始在反贫困、健康等领域实现重点突破,社会政策的覆盖群体和保障水平进一步扩展和提升。

摘要：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经来临,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公共舆论、问责力度与政府官员避责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对官员的避责策略可以用列举式、类型学和决策树三种方式进行归纳总结。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则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官员避责行为造成改革压力指数化增长,产生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官员避责所导致的不作为现象,亟待完善政府官员行为规范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尽快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从忠诚训练向能力训练的转变。

摘要：2003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卫生筹资转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二是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本文利用两套面板数据对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决定因素与健康绩效进行了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1)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收入弹性为正数且小于1,医疗服务在中国应被视为必需品;(2)统筹基金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两者之间呈负向关系,而非相互促进关系;(3)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刺激了居民门诊和住院的医疗服务利用程度,但是卫生筹资转型并未能够带来明显的健康绩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治理研究的核心是要确定和解释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特征及效果差异性。本文聚焦特大型城市中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制度安排,以上海、广州、香港为例,界定了这一社会治理领域的3种模式:项目制、单位制、混合制。以项目制为特点的上海社区公益购买服务计划以具体的项目作为购买服务的标的,由社会组织竞标承接特定的服务项目,该模式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专业的有针对性的服务。以单位制为特点的广州社区公共服务是以在各个街道设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基本做法,这一模式努力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对社会组织设有较高门槛,为获得支持的社会组织提供持续性支持,唯社会组织发展缺乏专业分化。以混合制为特征的香港模式针对不同人群设立了提供基础性服务的中心,也针对特定需要设立了项目,提供了较全面的专业服务,较好地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

摘要：以往研究多将劳动力高流动作为平台特点,考察其强控制、低保障对正规雇佣的弱化及其导致的不稳定性,而本研究则将劳动者纳入进来。基于对外卖平台的田野调研,本研究指出,高流动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自主性二者结合的产物:平台为商业经营目标而设计的组织管理相对重技术而轻劳动;而劳动者以“循环流动”“高价兼职”等行动进行回应。于是,平台劳动流动实质上超过了资本单方面的预期和控制,不仅造就劳动的不稳定,同时也给平台经营主体特别是代理商及其站点带来持续压力。“流动”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平台多主体之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而这种互动尤其揭示出复杂的平台组织管理并未消除甚至创造出了劳动者自主的空间——后者虽有其局限性,但仍以新的形式在出现。

摘要：作为一种以局部试验带动整体改革的渐进式治理机制——"试点",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各级、各类地区的各部门中。已有研究关注的焦点多在该机制的得失,但对"点"——试点的具体承载——着墨不多。本文呼吁把"点"带回试点研究,以分析试点的微观机制——即试点如何内嵌于科层体系之中。本文选取A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试点项目为个案,试图还原一个试点的过程始末,剖析其中各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呈现试点运作的细节和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试点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作用。研究发现,试点过程中行政资源和目标的"漏斗"属性、试点的程式化和多点运作等特征消解了试点的目的和作用,试点同样被科层化了。

摘要：福利分层影响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分析社会福利体系演化的工具。它具有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式的“分层效应”和发展主义福利制度下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的“内外现象”两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起始于“社会身份本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受“政治分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形成社会福利的“内外现象”和福利分层。经过“发展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背景下的政策发展,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分层变得更为复杂。碎片化的社会保险领域体现法团主义式的“分层效应”,不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体现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社会中国”的建设既要缓解社会保险领域的“分层效应”,也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现象”。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其与其他制度的捆绑中分离出来,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

摘要：试点是中国政策创新与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试点有助于在可控范围内降低政策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风险,但对试点效果的评估容易受到选择性偏差和霍桑效应的影响。社会实验技术的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改善的可能性,它比自然实验设计和统计控制分析方法对观察数据的处理更能有效地减少各类偏误的影响。本文在讨论社会科学偏误类型和控制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实验法的分类、设计原则、实施程序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社会实验可以对偶然因素、偏误和混淆因素实现有效控制,为政策评估和因果推理提供可靠依据。当然,社会实验在适用范围和实施方面也面临很多限制和挑战。从实践层面看,试点机制如果能吸收社会实验法的相关要素,可以将政策创新与制度建设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原则。同意原则适用于个人信息应用有不少现实疑难。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处理的实践呈现出分阶段应用规律,具体可分为个人信息收集及第一次使用的第一阶段、个人信息增值应用的第二阶段。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用序贯博弈模型描述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可进一步推导出在同意原则之下,个人信息应用的分级保护设计框架。实践推进路径为促进信息主体的权利让渡与收益共享相匹配、加强信息使用者的能力与责任的对应配置、激励个人信息基于社会正义的合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