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轻干部培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后继有人”的关键抓手,应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与不同时代的青年干部特点审慎进行。基于“内化-转化-外化-习俗化”四阶段学习模型,缺乏明确衡量与规划的“内化”、缺乏科学有效引导的“转化”、缺少资源与容错纠错机制支持的“外化”以及缺少良性环境氛围的“习俗化”是当前年轻干部培养的薄弱之处。要应对上述问题,可以采取四项措施:建立流程清晰的年轻干部教育系统、试点年轻干部培养“导师制”、提供资源与容错的精细化支持、打造年轻干部分享交流的“云平台”。

摘要：业主维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则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业主协调解决纠纷的模式与业主委员会自管的模式。前者多出现于业主力量弱、文化素质相对低的社区,后者多出现于业主维权意识强、组织能力强且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社区。在现阶段,两种治理模式仍然依赖于领导精英,不具有普遍性。随着业主组织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逐渐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将会更加清晰。

摘要：加强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管,形成良性的制约机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还存在着问责主客体欠明确、问责体制欠协调、问责机制欠完善等不符合现实监管要求和制度设计不够严谨的问题。当务之急,应理顺中央企业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问责机制发挥的制度环境,界定不同问责主体的权责,从法律上明确被问责者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成本。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政策70年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且呈现出与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相一致的特征。即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因而社会政策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计生特征。本文尝试依据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创新、政策特征和政策效果等维度,对这四个不同阶段的社会政策体系进行分析,力图宏观地展现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过程、变化的动力,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为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建设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沙县小吃从业农民工是一个掌握一定技术且有较好收入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属于"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但是,这一群体"半市民化"特征明显,还处在市民化的进程之中。当前,这一群体面临的市民化障碍是制度性障碍、行业性障碍、社会性障碍和自身性障碍交织而成的一张障碍网络。政府应当通过建立法治秩序、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式有序、顺利推进这一群体的市民化进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城市房价上涨,青年人住房压力剧增,“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严峻。如何有效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变迁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特点、动力与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经历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边缘’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9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供给增加且迈向‘优先’阶段(2010年以来)”。青年住房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市青年社会形象建构转向积极和正面的结果。城市青年住房政策以及青年形象的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长期互动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利于丰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并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变迁逻辑、动力与机制,从而从政策设计层面探讨解决青年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已达成"国家应该支持家庭"这一基本共识,但突出国家—家庭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见,对社会政策的分析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家庭政策主要还停留在政策理念的宣传和倡导上。国家之所以缺乏对家庭的重视,有基于自身能力和阶段性任务的考量,有来自"家国同构"逻辑与作为私领域的家庭传统影响,同时也和国家的政策能力不无关系。现阶段在构建家庭政策的思路选择上,应以"家庭化"为主导,同时根据部分政策领域的特殊性,辅之以"去家庭化"举措。同时还要坚持"独立的家庭政策"和"社会政策中的家庭视角"两种途径的并存。

摘要：在对福利多元主义进一步探索的基础上,从"社会政策的整体变迁""社会政策的服务供给结构"以及"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三个层面,构建国家与家庭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与家庭关系在社会政策变迁中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承担了过重的福利负担,为应对压力、风险以及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家庭被动地做出了"理性"的应对策略。对于不合理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源于国家的自我考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国的社会政策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家应摒弃功利主义思维和对家庭的错误理解,构建家庭政策体系来支持和回应家庭。

摘要：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社会许可是受项目影响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如何在邻避项目中获得社会认可已成为困扰公共治理的重要难题。引发冲突的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社会许可概念,将获得邻避项目的社会许可作为研究目标,从社会公平视角出发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获得社会许可中的关键作用。基于B县垃圾焚烧项目案例和心理学实验(N=820)分析发现,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重要维度,社会公平对于社会许可具有核心影响。具体而言,决策过程的程序公平和执行过程的分配公平均可助推社会许可,而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起到双重调节作用。研究还显示,公众获得感的增强是获得社会许可的长效机制。因此,社会公平需要和与之匹配的个体主观认知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化解邻避冲突,实现社会许可。本研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