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化时代,受众分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呈现何种变迁特征,又如何影响数字生活行为成为新闻传播领域关心的核心议题。基于CGSS(2010—2017年)数据,本研究将中国受众划分为"电视主导型""电视+报纸型""电视+广播型""上网+电视型""上网+移动+电视型""媒体低耗型"等六类,并揭示了受众类型的时空演变过程。本研究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MLM)考察了受众数字生活行为与媒体使用类型的关系,发现个体层面数字生活受到媒介接触频率和使用场景的显著影响,地区层面省级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影响很低,但省级受众类型比例却显著解释个体数字生活行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随着平台社会崛起,受众研究应从技术形态逻辑向平台逻辑转变,并在受众调查中突出平台"摇摆"和场景切换的特征。

摘要：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和建构性话语分析法,以"996工作制"、"美团外卖骑手"和新型灵活用工实践为例,考察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建构新型劳动关系的合法性话语。研究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制度和资源为两大核心诉求,根据情境和议题、风险的不同会采取三种应对策略:抗拒与回避,实现组织内劳动的去剥削化;默从与妥协,达成组织对经营环境的适应和协商;控制与再造,以"零工"和"灵活劳动"话语试图对平台劳动价值重构。文章指出,针对平台数字劳动的研究需要保持价值追问的批判性立场,也需要强化立足现实社会的在地性把握。互联网监管部门不仅要妥善处理新的劳动关系和媒介文化对传统劳动问题的转移与遮蔽,还要对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摘要：针对中国内地调查记者行业的第二次全国性普查,与六年前进行的首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调查记者行业依然由男性主导,且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更高,从业经历也更加丰富;调查记者高度集中在7家传统媒体和2家新媒体机构,41%的调查记者工作地在北京,曾经籍贯最集中的"调查湘军"现象呈衰落之势;他们在择业动机、角色认知方面与首次调研结果高度相似,但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有所收缩、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我报告的职业满意度并未出现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是新入行的调查记者和新媒体机构的调查记者的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

摘要：本研究聚焦2016年活跃于社交媒体的各种意见群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比较分析等实证方法,从群体结构、公共参与、互动关系等方面考察各意见群体传播影响力的特征、变化及影响。研究发现,公知型意见领袖、知识型意见领袖及娱乐型网红是当前三大活跃的意见群体。微博舆论场中,原有的公知型意见领袖群落分散,公共讨论弱化;而营销类、娱乐类用户成为微博意见领袖群体的主流。同时,兴起于问答社区的知识型意见领袖在知识传播、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日渐显现。以商业逻辑为内驱力、以娱乐为基调的各类自媒体"网红"快速涌现和更替。意见群体的影响力在变动中重新整合,体现出双重趋势:一方面,微博传统的意见领袖正在向其他媒体分流或转移;另一方面,资本力量通过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影响意见群体的生成与发展。

摘要：本文试图将微信舆论研究嵌入特定的关系网络模型中去考察,分析微信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并试图为微信舆论研究探讨新的理论视角。微信平台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网络,基于节点间关系的亲疏强弱所形成的异质性网络,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性。一方面,这种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由现实社会关系所维系,"节点"与"链接"所承载的传播秩序进一步强化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微信舆论场的分化。另一方面,精英群体内部的互动虽然频繁、多元,但是相对封闭,较难与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开展舆情沟通,难以产生舆论演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总体上,与微博舆论场交叉、沟通、互动等特点相比,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特点。本文认为,对微信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的、动态的、关系的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立足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语境,以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的逻辑关联为研究路径,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在信息传播及人际(或群体)互动方面的影响,以此建构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把握微信舆论的生成与演化机制。

摘要：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深入普及和技术应用拓展,互联网超级平台正在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基础构架,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领域和工具。本文简要梳理了互联网参与国家治理的历程,概括了从电子政务"、互联网+政务服务"到"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的发展趋势,并以"新冠"疫情期间政府政务平台和企业平台参与国家治理为例,分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与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随着平台社会到来,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合理引导不同平台的协作关系,探索基于平台的协作式治理机制,并且主张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行动者参与到"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共推数字政府的公共价值。

摘要：自2014年以来,中国网络治理的战略框架日渐明晰,网络空间治理迅速步入法治化轨道。国家媒介管理部门在依法治国的治理方略下,不断完善组织机构、修订法律法规、开展专项治理,不仅有效地改善了网络生态,扭转了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被动局面,而且直接推动了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互联网治理仍然面临专门立法滞后、权利保障缺失、安全隐患突出和国际网络空间单极霸权威胁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文本从主要成效、面临挑战、应对策略等三个部分对网络空间法治化进行论述。

摘要：本文从劳动控制理论出发,考察网络文学平台与签约作者之间的雇佣关系,由此探讨互联网平台及其平台资本对签约作者的劳动控制机制,以及签约作者针对平台控制而采取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思考平台劳动控制和平台劳动者博弈所带来的启示,研究发现:随着网络文学产业的规模扩大,作者与消费者之间互动越发频繁,消费者成为劳动者的“隐性雇主”;网络文学签约作者作为内容直接生产者,比其他数字劳工拥有更多的劳动自主权,同时也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控制着签约作者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者会采取“灌水”或“打擦边球”等个体策略和结盟抵制等集体策略与平台进行博弈。文章建议完善网络文学作者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纳入社保范围,促进平台公司实现用工规范化,确保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合法权益。

摘要：当下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心正处于以平台为治理对象、治理权力回归民族国家的新阶段。随着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深入,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也开始在立足内容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强化市场竞争与反垄断等领域的监管。本文从内容、竞争与数据等三重维度,回顾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制度化过程,尝试回应强监管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回归”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具有应激式、多主体、社会化三个基本特征,其治理模式具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以意识形态为主兼顾经济发展等特点。未来平台治理的发展趋势则包括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化建设长期并存、超级互联网平台运作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平台治理政策更符合市场竞争规范、平台商业话语与国家主流话语更加贴合等。

摘要：随着智能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数据采集、传输、存储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平台已深刻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规模平台监控已成现实。本文聚焦平台监控这一议题,通过对国外的期刊《监视与社会》(Surveillance&Society)2019年以"平台监控"为主题的特刊(Platform Surveillance)中的三十余篇论文为样本,总结归纳当今互联网平台监控的表现、类型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并在讨论国内外平台监控研究现状和理论视角的基础上针对未来平台监控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