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37年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起点。马克思转向黑格尔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最为关键的问题。大多数马克思传记都将该原因归纳为马克思给父亲的信中的几个事实、甘斯的影响或科尔纽所说的政治立场转向等,但事实上它们并非该转向真正内在的原因。海因里希首次中肯地提出,马克思是受到黑格尔对浪漫主义艺术的批评的影响而放弃作诗的,他不满于浪漫主义未深入现实的态度,而这种不满或政治—美学关切才是他转向黑格尔的原因。1841年标志着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深化,在马克思博士论文及笔记中,马克思虽形成了黑格尔式的哲学论证模式,却反对黑格尔调和宗教与哲学的立场。大多数马克思传记作者注意到了以上两点,却没有发现马克思此时已经形成了关于黑格尔的较为独立的思考。相比20世纪的马克思传记,21世纪的马克思传记在处理这两个时期两人关系问题上有较大进展,但仍存在需进一步澄清的地方。

摘要：本文试图表明通过调整明智(phronêsis,prudence,practical reasoning,or practical wisdom)这一独特政治判断模式可以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明智是对偶然事态进行推理以选择最佳行动方案的模式。它使规范性、计算性和表演性技巧协同动作,反映的是政治行动的多元性、偶然性和实践性状况。然而,明智的惯常用法偏向于小型问题、长期进程以及政治上适度,也就是说,它无法解决大规模和紧迫性问题。为使明智可以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必须对它进行调整。调整包括评估并融合与解决问题密切相关的诸知识形式——活跃在公共话语中的政治、技术、伦理和艺术的思维方式,同时应用并扩展明智判断的典型特征——重申富足,改变繁荣的标准,并把美视为交往和共同体的一种资源。

摘要：马克思的知识结构极其多维,涉及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史学、人类学、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并深入至一切本质细节。逻辑相异的不同学科的理路相互碰撞,触发了其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灵感。为人类幸福和个人完美而奋斗的理想追求,使马克思常以能否解释并解决现实问题、导向美好目标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与否之标准。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宽广学术容量和超常会通能力,使他能对不同径路的理论体系博采众长,扬弃创造,并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切磋论辩中走向深入成熟,形成独特系统的唯物史观学说。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跨学科特点,及其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对于整体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其改造世界的内在关联,颇具启示性意义。

摘要：理论解释与现实改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中国唯物史观解释的现实维度使得它必与各个时代紧密相关。理论架构的完整系统性要求解释向＂应该＂维度完美伸展,而现实改造的务实性、时代性使得实践者更侧重＂需要＂和＂能够＂维度,因而各个阶段性的现实改造相对于体系化的解释框架而言,往往会显得片面和不尽人意。然而,若从较长时段视野看,只要解释系出自对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和理性设计,改造系针对不同时代最急迫的社会问题并朝着准确解释所指引的方向而展开,那么解释和改造终能形成良性互动,使未来之改造与最初之解释达成原则性的和谐统一。

摘要：尼采认为商业文化的盛行,教育的世俗化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新闻导致粗俗语言的任意使用,妨碍了文化创造,破坏了正确的艺术感觉。要根除新闻带来的种种害处,需要拒斥天生的懒惰和怯懦,学会缓慢而细致的阅读,发掘自我的独特个性,以古典文化理想去塑造人的内在心灵。

摘要：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城乡良性双向流动给基层治理、尤其超大城市城郊农村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践内容,应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应适应新时代,作出新的理解与完善。本研究通过对广州市1144个涉农行政村的资料分析与田野调查,归纳出村规民约的运作机制及现存问题,并依据"宗族文化"与"集体经济"这两个广州乡村的鲜明特征,从文化与经济双重维度将广州市的涉农村庄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对村规民约的内容设计、制定流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建议。本研究认为,在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城"与"乡"作为互构的有机体,二者之间人口的流动应该是双向、良性的流动,应当遵循国家战略规划,顺应时代要求和在地居民的生活脉络,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以开放、平等、共享的基层治理来更充分地保障人民择地安居的自由,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摘要：六、价值观与数据解读李若建：制造迷雾——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产生与不同价值观的解读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无论你如何根据封闭人口和开放人口推算，你也推不出与公布数相吻合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