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准确的湿地分类可掌握湿地时空分异特征,在湿地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针对现有基于小样本学习的湿地分类方法仅局限于利用目标域或单源域数据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3D多源域自注意力小样本学习模型3DMDAFSL(3D Multi-source Domain self-Attention Few-Shot Learning)。首先,结合卷积和注意力机制的优势,设计基于自注意力机制和深度残差卷积的3D特征提取器;然后,采用对抗域自适应策略实现多源域特征对齐,在每个域分别进行小样本学习;最后,利用训练好的模型提取特征,并将特征输入至K近邻(K-nearest Neighbor)分类器以获取分类结果。结果表明,3D特征提取器相比无特征提取框架的湿地总体分类精度提升约6.79%;当使用多源域数据集时,3D-MDAFSL模型对中山市Sentinel-2湿地数据集的总体分类精度能达到93.52%,相比于现有算法有明显提升。本文所提出的3D-MDAFSL模型在湿地地物高精度提取和分类中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摘要：高光谱作为“图谱合一”的遥感技术,具有精细光谱和空间影像的地面覆盖观测与识别优势。然而,高光谱遥感数据的光谱信息表征以及空间信息的利用给双时相高光谱遥感图像变化检测任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本文探讨了一种光谱—频域属性模式融合的高光谱遥感图像变化检测方法 SFDAPF(Spectral-Frequency Domain Attribute Pattern Fusion)。首先,设计一种基于梯度相关性的光谱绝对距离,使双时相高光谱遥感图像像元对的属性模式从光谱信息表征方面得到了逐级量化;其次,基于傅里叶变换理论提出一种变化像元属性模式显著性增强策略,从全局空间信息利用方面改善了变化与非变化属性像元对的可分性;再次,将全图属性模式显著性水平与梯度相关性的光谱绝对距离进行融合,得到变化检测的综合界定值;最后,依据虚警阈值确定双时相高光谱遥感图像变化检测的二值化结果。将本文提出的SFDAPF方法在开源的双时相高光谱遥感图像河流和农场数据集上进行了变化检测性能验证,结果表明SFDAPF方法能够优于传统的和最新的变化检测方法,变化检测的总体精度在河流和农场数据集上分别达到了0.96508和0.97287 (最高精度为1.00000)。证实了本文SFDAPF方法的有效性。

摘要：基于《红安县地名志》《黄州府志》等文献及红安县第二次地名普查数据,对湖北省红安县4380个地名进行分析,发现:红安县地名主要分布于县西南部丘陵岗地地区,地名北稀南密,与红安县南低北高的地势特征相反。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县西南与东南地区,“塆”“湾”“田”等主要地名用字反映红安丘陵岗地的山地环境特征与地方土地利用格局;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各乡镇行政驻地中心及其周边地区,战乱、起义、革命等动荡时期外来人口的迁入与和平时期的生产发展塑造了红安的地名文化景观。地方军事革命史凝缩于县、乡镇和村落地名中,地名承载着中国“第一将军县”的革命故事与革命精神,“七里坪镇”“列宁市”等地名潜藏的红色历史文化值得挖掘与保护,可以发挥地名在地方实践中对红安县红色血脉的延续作用。

摘要：作为一个前沿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社会地理计算彰显出巨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本身,缺乏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底层理论问题的探讨,社会地理计算的发展面临着泡沫化、碎片化和无根化的突出困境,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理论“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些学术挑战,本文首先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社会地理计算的理论逻辑。通过考察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出社会地理计算的逻辑理据根源于“空间转向”与“计算主义”两大标志性学术事件的碰撞;其次,以“游牧空间”反谱系学的思维模式划分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域,进而从横向分化与融接、纵向交叉与拼装两条路径阐释其“根茎”结构;再次,立足于范式的基本准则和框架,通过系统性“理论演绎与归纳”的方式,在认知论层面界定了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社会系统中的何物存在、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了“理论与算法双重驱动”的分析方法及具体的研究路径;最后,将社会地理计算放置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验的现实语境下,廓清了社会地理计算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为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摘要：珠三角与香港跨境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本文聚焦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使用香港科技创新功能及要素的特征,集成客观视角下企业社会经济属性和主观视角下利益相关者合作动机以揭示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香港地区对珠三角高科技企业的科创功能供给主要体现在“一国两制”框架制度优势的市场拓展、国际化运营和企业融资,投资创业退居相对次要位置,科创要素的供需关联性由强到弱分别是生产性服务、劳动力和科技;②港资、较大规模和创立年限更久的珠三角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使用香港科创要素,内资、中小规模和新创企业对香港科创要素的需求呈减弱态势;③香港地区劳动力、科技和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优势体现在竞争力、国际接轨和国际视野,劣势在于高成本、粤港相互了解有待深化和合作机制不够健全;④宏观层面全球和国家新经济格局下香港地区的功能转型、中观层面“一国两制三关”跨境区域特性、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多层级互动影响珠三角高科技企业与香港科技创新赋能的关联特征。

摘要：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影响着居民福祉、企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论文从城市有机生命体视角,借鉴“活力三角”概念模型,从生长代谢、多样性和流动性三个关键维度筛选指标,整合兴趣点、社交平台、夜间灯光、百度指数、人口迁徙、企业数据库、环境监测、土地利用、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等多元数据,设计了包含人口、经济、社会、政府、环境和对外联系6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活力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高活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最为集聚,其次是城市群地区和省会城市,东北地区的低活力城市分布最广泛,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属于中低活力水平;城市活力得分遵循幂律分布,即仅有少数城市处于高活力状态,大部分城市活力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普遍越有活力;城市活力6个维度的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根据不同维度的得分,全国城市可分为整体高活力型、整体中高活力型、整体中低活力型、政府活力导向型、环境活力导向型。研究结果是对城市活力研究框架的有益补充,可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活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过度饮酒的危害是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问题。本研究结合经典理论构建过度饮酒行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使用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受理的公众急性酒精中毒呼叫记录、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探究动态地理背景下过度饮酒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过度饮酒行为在时间上多发于周末和夜间,在空间上集中于城市商业中心;其空间分布在日间较为均衡,而在夜间较为集聚;(2)过度饮酒行为受酒精可获得性的影响,其与社区的KTV、交通站点密集度正相关。KTV的正向影响在日间主要体现在旧城区,在夜间体现在旧城区、近郊区和开发区,夜间的影响相对明显;交通站点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近郊区,且在日间相对明显;(3)过度饮酒行为也受部分空间失序因素的影响,其与所在社区的土地建成率正相关,但与建筑楼龄、街景脏乱度等关系不显著。土地建成率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城区的景观风貌核心地区以及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社区,且在日间相对明显;(4)过度饮酒行为与社会失序的关系较为复杂且时空分异性较强,其整体上与社区的外地出生人口比例负相关,与低教育人口比例和住宅租金正相关。(5)按照日间和夜间过度饮酒行为影响因素的聚类,分别划分不同的类型区,可针对这些类型区实施差异化的干预措施,以降低过度饮酒的危害。研究揭示了动态地理背景和较小空间尺度下过度饮酒行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弥补了以往的相关研究对动态地理背景和时空异质性考虑不足、分析尺度较大等局限,相关结果能为酒精政策制定和完善、地区治安和卫生资源配置、城乡空间规划设计和相关健康问题的环境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摘要：为了提高城市规划异构数据资源的调度效果,设计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城市规划异构数据调度平台。通过配置FPGA采集异构大数据;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中的二进制分裂聚类算法分类存储数据;基于粒子群聚类算法分发匹配调度任务;基于大数据处理技术优化数据调度效率,完成城市规划异构数据资源调度。测试结果显示:该平台的数据采集速度均在6800字节/s以上;弗里德曼检验和调整随机误差结果最高值分别为0.965和0.02,数据分类效果良好;数据调度匹配率均在0.94以上,提高了城市规划异构数据资源调度效果。

摘要：本文主要基于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投资与统计数据,从半导体产业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与封测价值细分环节与网络外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集群网络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组织。结果表明:(1)其中长三角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制造与封测的总体高水平一体化集群区,珠三角是半导体设计的集群高地,制造环节连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小范围分布在中西部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2)半导体集群网络在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表现为正负外部性,通过区域外部性实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协同集聚和空间一体化。在区域异质性中,长三角集群网络为生产驱动型和技术拉动型,珠三角为市场导向型和需求牵引型,京津冀、辽中南和关中地区为国企军企和科研院所分拆型,成渝为对口援助型。(3)晶圆材料、设备与制造社群具有小范围的集群发育倾向,设计社群集群发育最显著,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社群没有明显的投资集群发育。从区域投资组织看,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半导体投资布局分别主要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区域关联形态。从价值链细分环节的区域布局看,半导体设计与设备环节更倾向单核心结构,半导体制造环节更倾向双核结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更倾向多核心或均质化结构。(4)在半导体的晶圆材料、设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环节有赖于学习机制形成水平分工的创新合作网络,在半导体的封测材料、封测环节和晶圆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和重资金密集型环节通过匹配机制形成垂直分工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基于研究结果,最后对中国半导体集群投资布局提出建议。

摘要：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消除绝对贫困后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技术进步,依托于大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城市内部难以测度的相对贫困问题可用多种形式被发掘,推动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的“大数据转向”。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经历了“观测与可视化-内容对象发掘-多源多维分析”三大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城市贫困的重点群体”“城市贫困群体的多维表征”和“城市贫困空间的测度数据与技术方法”三大热点议题。空间建成环境和个体社会经济大数据及其对应的新方法,正在带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数据和方法的局限,为挖掘潜在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贫困表征等关键要素提供科学支撑。未来,研究需依托大数据及其方法,构建“中国化”的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向实践应用,在中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后为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