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政府层级体系中。主流理论认为,中央政府难以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手段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学者们转而探讨通过制度设计来应对纵向治理中的信息挑战。以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后中国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为例,本研究界定了“逆向信息不对称”这一在纵向政府组织体系中日益显现的现象。与下级政府掌握信息优势的“信息不对称”不同,“逆向信息不对称”描述的是上级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争取信息优势的过程。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赋能和民意直通等多种方式获取地方政府尚未掌握的地方信息,打破了地方政府垄断信息优势的传统假设。多维信息的获取有助于中央政府构建关于下级政府行为的“信息拼图”,并缩小其相对于下级政府的信息劣势。“逆向信息不对称”强化了科层体系中上级组织的权威与层级控制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执行效率。

摘要：政治意愿是联结政治与政策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强大的政治意愿是中国治理模式的重要标识,也是深入理解中国治理成效的关键视角。本文在梳理政治意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操作性分析框架,以中国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为例揭示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与保障体制迅速高效发展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政治意愿是推动政府行政改革的关键驱动力。领导层的深切关注与顶层设计的精心布局是政治意愿的核心要素,进而驱动了政府层面的持续承诺以及政策与改革举措的高效执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意愿-政治任务-政治执行-意愿达成”是官方意志与民众期待的和谐统一。作为解释我国重大改革和政策实践取得成功的新视角和框架,政治意愿分析框架有益于深化对中国政治过程的分析和丰富对中国之治内涵的理解。

摘要：罗尔斯所强调的政治领域与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二人理论争论中最独特且最持久的方面,并深刻影响着当代慎议民主理论的构造。但这两个领域之间被设定的冲突其实是二人之间的一场误会,因为前者是一种议题,后者是一种空间。作为议题的政治领域可以成为公共领域政治商谈的对象,而原初状态与公共理性仅仅是针对这一特殊议题的特殊约束。我们在两位理论家对公共领域所提出的约束条件之间的取舍,取决于是把合法性还是正义作为公共领域的目标。罗尔斯为设计正义原则所设置的约束条件塑造了一种公共推理形式,从而也构造了一种慎议民主的模式。

摘要：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体逐渐融入主流媒体。这种融入带来的是新闻生产逻辑的转变,即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售卖机制转变为去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息共享机制,并有可能推动新媒体通过募捐或者众筹等渠道建立起确保新闻公共性的公共基金模式,从而拒绝出售新闻牟取商业利润的广告模式。

摘要：创意产业进入公众视野已十年有余,其产业界定问题也随之经历了十年之辩。关于统一界定与自由界定的长期争论引发了对创意产业被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而具有全球传播性与多样性的再思考。从创意产业概念起源的政治经济性内幕、概念的创意本质、统一界定的可行性角度,阐明了自由界定对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同时,分析发现各地对创意产业政策的吸纳不应只是一种对最佳模式的学习过程,而应是对全球创意产业知识的共同建构与发展过程。

摘要：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选择何种国家治理艺术以统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既是涉及国家理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实践难题。基于对马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相关论述的理论解读,区分两种国家治理艺术——"以力强国"和"以人强国",揭示统合人的发展和国的强大才是国家治理艺术的真谛所在,将为国家治理艺术选择的理性化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撑。

摘要：通过对大量后工业化国家、中国的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官方有关文献的检索发现,近十几年来,从政策起源地到后工业化国家各城市再到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在世界各地尽管内容略有差异,但是政策采纳目的、政策的产业聚焦、和政策具体措施大致趋同的特征。本文对全球范围内的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也揭示出一些重要问题: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内容保守,对象范围狭窄,理论支持模糊。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摘要：如何建构一套解决文化多元与群体差异问题的政治理论,以及如何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践这套理论是多元文化主义旨在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为完成这两项任务,多元文化主义内部产生了多个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论证思路。学者在差异类型和差异解决机制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差异类型关心哪些群体可被称为"文化少数群体"。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民族文化"和"自由主义普适公民身份"这两种分文化少数群体与多数社会的主流方式。差异解决机制关注应通过怎样的论证逻辑来建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在这一维度,出现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理论分析路径。

摘要：关于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先前的各种调查结果都有令人费解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设计出适合中国民众的测量指标。在重新设计测量指标之后,基于一份针对地方官员的独特样本的调查发现:在中国的地方官员中存在着三种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即传统的为民做主式民主、追求实质的直接民主和以选举为核心的代议民主。相对多数的地方官员认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中国的民主建设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但是,那些认同为民做主和直接民主的官员,会倾向于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更为重要;那些认同代议民主的官员,会倾向于选举民主比协商民主更为重要。

摘要：外来社会精英如何进入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并驱动治理创新?本文通过对台湾桃米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文化转译"促进了外来精英在社区中的融合。与此同时,外来社会精英也凭借资源优势,将其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构想转化为社区内相关利益团体的共识,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网络,使农村社区成为高度自治的共同体。外来社会精英的自我转化是其社区建设构想得以实现的起点。面对农村社区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特质,淘米经验对于激发农村社区建设的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