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生殿》这部杰出的剧作,从剧本命名以及绾合七夕传说、月宫重圆、悔悟前愆、感悟虚幻等内容,大量搬演道教仪式等方面看,其艺术构思贯串着鲜明的道教意涵,这说明《长生殿》与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明宗教对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摘要：魏长生进京"爆红"是清代戏曲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戏曲近代化的开端。魏长生能唱红清代京城剧坛,在于他将男旦艺术和"粉戏"演出与台下伶童男色服务职业化相结合,以迎合京城大众娱乐业的时尚需求。魏长生的成功,改变了乾嘉之际南北剧坛的雅俗取向,牵引我国戏曲进入"地方戏时代"。从大众娱乐业的新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估魏长生进京"爆红"这一事件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不仅可深入细部考察魏长生及其裔派伶人的台上台下的艺术呈现和商业运作,也可以从外部凝视乾嘉之际我国剧坛上观众结构、演剧场所、审美时尚和戏曲格局的转变。

摘要：在殖民背景下产生的民族志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建构非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再现、反映的过程。格尔兹的巴厘岛系列民族志“深描”实践,是在反思民族志写作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格尔兹将文化看作是意义系统,强调意义、符号象征、语言,并强调民族志的写作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可以被观察者“阅读”的。

摘要：本文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给龙的起源研究带来崭新局面,因而从艺术人类学和比较图像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猪、熊、鹿、虫四种原型假说,参照国际考古学界对“女神文明”的再发现,解读女神庙出土的熊与鹰泥塑的神圣蕴涵,并提出从熊女神崇拜到熊龙雕像的发生线索,以揭示在后代父权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话传统,及其在北方萨满文化中的遗存。文章还力图通过对“中国维纳斯”与神龙原型的关系考释,体现艺术人类学通观视野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清乾隆间钱德苍编《缀白裘》的两篇序中记载一种名为"梆子秧腔"的腔调,李调元《剧话》认为"秧腔"是弋阳腔之音转。结合史料记载和剧本文献,梆子秧腔本质上也是一种吹腔,是梆子腔和弋阳腔融合的产物。清代前中期,梆子腔在迅速崛起时展现出强大的涵容特质,吸收昆腔、弋阳腔艺术优长而衍生出类如梆子秧腔、昆梆等梆子腔的变体,对剧坛产生深刻影响。

摘要：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影戏,有着多元、复杂的生存方式和艺术形态。文章整体观照当前各地影戏的生存态势,从生存方式和艺术形式出发将其分为以愿影和会影为主的乡间影戏、茶馆影戏、新影戏和观光影戏四大类,具体考察它们的存在情况和面临危机,提出针对影戏乃至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遵循具体化、多样化原则,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援手,共同搭建民间影戏进入城市的桥梁和渠道。

摘要：论文以两位哈萨克阿肯歌手在德国的阿依特斯表演活动为例,分析传统的民族民间口头艺术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可能遇到的困境和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化时代得以传播的同时,其内在价值与外部认可之间的矛盾也会凸显出来。

摘要："一剧之本"最先由黄佐临从戏剧观的角度使用,后来成为强调戏剧诸因素中剧本重要性的"戏谚"。中外戏剧史上都存在一个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就中国而言,金元杂剧是"一剧之本"的时期,演员依附于剧本;明末清初,演出技巧的高度发展使"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逆转;随着"花部"的兴起,戏曲"以表演为中心"的命题得以确立。中外戏剧史上的这种演进并非直线进行,宋元南戏就较多地注重表演,而经典剧本迄今依然常常支配着演出。在戏剧艺术中,作家作品与表、导演何者更优秀、更强势,何者就可以在演出中起主导作用。

摘要：重新探索"上党古赛写卷"记载的"队戏",并实地考察当代乐户的活态演出,可得出以下新观点:其一,由于演出环境、演出场所、念白音乐、剧本编写等方面的差异,应将"正队戏"和"流队戏"厘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戏剧。其二,根据正队戏表演的早期样貌,以及演出环境、表演情况、传承路径等证据,可判断正队戏的艺术渊源是北宋时期的宫廷队舞。其三,根据演出方式、表演内容等判断,流队戏的艺术渊源是宋金时期的城乡舞队。其四,根据《元史》的记载、装扮的实质、流传的区域等情况,可证明流队戏更确切的艺术源头是宋金城乡舞队中的"杂扮"伎艺。以上探索,为深入了解上党古赛队戏及其戏曲史价值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依据。

摘要：清乾隆间毕沅连续在西安为官十四载,其幕下文人和名伶汇聚,秦腔演出频繁。由三位幕客合撰的《秦云撷英小谱》,是毕沅西安幕府演剧活动和文人狎伶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承载着作者对秦腔源流和艺术特征等问题的思考。毕沅幕中江南文人群体对秦腔秦伶由拒绝到喜爱的转变,反映出当时剧坛"喜梆厌昆"的新潮流。毕沅西安幕府因处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和事件节点上,幕中演剧成为清中叶上层社会消费秦腔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