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文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一个亟需重视、开拓和提升的新兴领域。它潜力巨大,不论是从经典创造、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可以提供新的可能性。如何让这一重要存在进入大学(新兴)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里面发挥能效也引人注目,2015年10月创办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对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期待更多有心人士加入进来共同推进有关建设。

摘要：一、“诗画本一律”与现代“故事新编”。绘画与文学之间是有界限的,两者各自独立,互相不能取代。在尊重并识别绘画与文学之界限的前提下,再去看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绘画与文学何以能情意相通:文学去不到的地方,绘画可达;绘画无法之处,文学自有其法。莱辛写《拉奥孔》,意在“论画与诗的界限”,并批判那些耍小聪明的艺术批评家,相比之下,莱辛对有“精微感觉”的艺术爱好者和探求本质与规律的哲学家似乎更友好。

摘要：大卫·波德维尔秉持电影的世界性观念,将亚洲电影作为其学术版图中的重要部分,如日本电影,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电影。他在亚洲电影与西方电影的跨文化比较中,从历史与诗学两个维度归纳出共性,进而建构了庞大而清晰的电影知识体系,重新整固了电影本体观及其独立的学科意识。但由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极端性,其亚洲电影研究仅仅聚焦于艺术形式,也带来了艺术形式雷同、忽视本质性差异、缺乏思想文化内涵、影响研究主观化等缺陷。

摘要：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携卷仓促东渡,寓居京都凡四暑五冬,因身经易代之变,情感激越难平,兼旅日多暇,遂形成了其一生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后汇为《壬癸集》一编在日本印行,并经四次较为系统的校订而成定本。王国维客寓异邦,而卷怀故国,集中诸诗率多悲凉之情与故国之思,堪称哀悼三千年封建帝制消亡的一曲挽歌。其诗风由宋入唐,师法杜甫、白居易等,开创了长律创作之新境。王国维以《王癸集》为代表的京都诗不仅是现代中国诗歌史上极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重要篇章,亦为考察清民易代之际的政治变化与士人心态提供了堪称典型的文学史料。

摘要：《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是路遥择取自身、弟弟王天云与时代重要本事综合虚构而成。孙少安常被解读为“新人”或“成功人士”,从本事角度细究,可知构成其故事策略的并非“阶级/道德辩证法”或“成功学”。生活主体立足于现实,追求自身权利而展开的“生活辩证法”,构成了孙少安本事选择、提炼及重塑的重要一环。不过,现代“权利本位”与伦理社会的“责任本位”构成冲突,路遥结合中国民众生活实际,以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苦一忍”机制重新组织本事,将孙少安形塑为苦斗不已、克已爱人的理想中国民众形象。孙少安以其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孝义仁厚的道德观,获取无数读者共情与喜爱,其形塑过程为新时代文学表现普通民众生存与自尊提供了艺术经验。

摘要：秦观文章的文学史地位可通过选本反映。《宋文鉴》等二十余部选本根据政治立场、文学好尚、文体规范以及实用性等因素对秦文进行选录。在与宋六家、苏门六君子文章选录数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秦文在其中居于中游地位。南宋选录秦文的选本最多,其数量甚至超过后代之和,这主要是受到科举考试与南宋人对苏门士人的推崇等因素的影响。而宋代以后选本对秦文选录明显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苏等一流作家相比,秦文的思想性不及他们,艺术上又好模拟,难以自成一家。这同时也与秦观词作的造诣得到普遍认可、文体的不同功用、唐宋八大家文统的确立以及八股文师法的对象有关。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在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非遗“出海”,通过讲好非遗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摘要：滚调是晚明时期流行的一种新型曲文组织形式,随青阳腔的流传而产生广泛影响。福建建阳地区的书坊迎合戏曲消费潮流,刊印了一批含有滚词的戏曲选集,成为今人研究滚调的重要史料。前辈学者依据晚明闽刻曲选取得了滚调研究的丰硕成果,但仍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中号字”滚词的辨识;二是滚词的来源与生成方式;三是加“滚”主体面向不同剧目、散出时的加滚偏好。考察以上问题,有助于深化对滚调的文本形态、艺术来源及表现特征的认识。

摘要：他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糟糕,这天,他发现记不清自己的名字了。他终于怕了。这都是从生命之镜开始的。他作为一名科学家,一直饱受妻子的嘲笑。这是因为人类至今没能在宇宙中发现任何其他的生命,可他所研究的学科却大言不惭地叫“天体生物学”。这就像是动物园突然新开辟了一个园地,说是要给传说中的某个尚未被发现的动物,听上去确实有些离谱。

摘要：四厢乐制的建立与发展是对礼乐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反映,其内涵范畴的增减受到政权迭代、物质条件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四厢乐制以汉代东厢雅乐为基础,在魏晋扩展为四厢,南北朝时期虽遭遇大动荡,但它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坚韧性与连贯性,最终在南朝梁武帝的努力下重现光辉,并在隋统一后成为新政权礼乐建设的重要参考。四厢乐制一方面见证了东汉知识整合浪潮对汉魏六朝思想和制度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隋、唐雅乐建设提供了相对成熟的制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