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视觉经验与空间意识考察,传统艺术与现代电影具有相通性。“经营位置”即对应于电影的“蒙太奇”。早期中国电影依赖于传统物具、家居、建筑,所产生的是零散、破碎的视觉经验,且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已然衰退。当下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重塑自身的文化身份与美学风格,需要从传统艺术中借鉴独具特色的空间意识。首先,提高自然风景在现代语境中的分量,重建人与自然平等而亲切的关系;其次,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的“以大观小”“以小观大”及“三远”法,缝合人、自然、叙述者三种视点,有效建立主观化的审美空间;再次,重视传统艺术“空间中介”的分景、借景功能,促使空间内外交流,最终在审美想象中创构气韵生动的整体空间。

摘要：在个人主义的刺激下,"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成为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理想人格。《雄狮少年》以酣畅淋漓的叙事和动人隽永的情感赢得口碑,提供了另一种励志故事,即低调务实地面对并不完美的现实人生。在这种生活态度中,传统与现代并非决然对立。传统文化注重的人伦情感及其风俗人情时时慰藉着孤独奋斗的现代人;现代文化,要求个体发挥自身的理性力量,但在释放个体能量的同时,也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由此,励志故事摆脱了个人主义的盲目自信乃至狂妄的缺陷。

摘要：上党古赛写卷中的“前行赞词”多达118篇,对这批讲唱文本展开探讨,可得出以下新观点:第一,前行赞词与宋代参军色致语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在文体上却存在很大差异,它们属“同源异流”关系,所以上述差异不会影响过往“前行色渊源于参军色”的判断。第二,古赛仪式中的前行赞词不但赞导、配合、参与戏剧演出,而且对上党队戏剧本的文体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为解释“斫拨即杂剧”的说法以及“讲唱文本借用为戏剧剧本”的现象提供了依据。第三,前行赞词《讲监斋》是配合仪式戏剧“调监斋”演出的,从赞词内容及表演形态可以判断,这种戏剧带有佛教密宗艺术的成分,而非学界和民间普遍认为的傩仪傩戏;此外,《讲监斋》对于重新认识元杂剧的某些表演形态也颇有帮助。

摘要：作为一位理论、创作两手抓的电影人,徐昌霖在学界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探讨中未受到足够关注。他的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一文和众多电影作品,表现出由民间通俗文艺出发思考电影民族形式问题的创见,其中借鉴“说书”传统阐发的民族电影理论值得人们关注和反思。一方面,徐昌霖基于平民文化立场,强调电影从人物塑造、叙事编排和说白三方面向“说书”传统学习;另一方面,其民族电影理论在直接移植“说书人”叙事的过程中,容易陷入程式化的陷阱。现代电影媒介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意味着传统“说书人”一元主体的消解,于是敏锐的电影创作者们开始激活镜头和画外音的自我意识,试图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的多重“说书人”结构,为“说书”传统在电影艺术中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摘要：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及其前身沪剧《芦荡火种》取材于“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36位伤病员真实抗日事迹,其中胡司令也以现实中的胡肇汉为原型。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残忍、嗜杀,相较于艺术形象胡司令,《沙家浜》对人物原型有明显美化之嫌。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美化革命的敌人?这与社会主义文艺独特的反面人物叙述经验有关。呈现在《沙家浜》中的胡司令,既不是原型追求“乱世英雄”之梦的自我,也非他者建构可以简括,而是一种应传统“斗”之喜剧机制要求而生的坏得可爱的反面人物。此种兼容革命讲述与大众之法的反面人物叙述法,是值得总结、重视的社会主义文艺经验。

摘要：晚明福建建阳编刻的戏曲选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独具特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闽刻曲选的书名设计、目录制作和版面分栏等物质形态,传达出这类书籍的市场定位、图书性质和读者人群等核心信息。上下主栏剧曲以散出为中心,多民间南戏而少文人传奇和北曲杂剧的选曲取向,形成与精英阶层戏曲知识的区隔。中栏以民歌小调、时兴小曲为主,同时兼选酒令、灯谜、笑话、方语、历史及地理等知识,彰显编刻者明确的旅行知识生产意图。而从书籍用墨用纸、字体行款、价格定位以及封面插图所绘生活场景之指向来看,这类曲选的性质是为士商提供曲类及旅行知识的特殊类书。

摘要：本研究以“城乡差异”和“旅游城市”为话题设计信息差和意见差对话任务,通过整合协商互动和即时总结发言的输出语料,考察中级汉语二语学习者对话过程中的协商互动及对口语输出的影响。协商互动的语料分析结果显示:(1)学习者在配对小组中的协商互动约占对话话轮的三分之一,内容协商数量显著多于意义和形式协商;(2)学习者在信息差任务中出现了更多的“澄清请求”和“确认核查”两类发起方式和更多的“解释”反馈,而意见差任务中学习者更常使用“诱发”发起协商,并通过“肯定或否定”及“补充”给予反馈。两类任务即时总结发言的语料分析显示,学习者口语输出的流利度和准确度较高、复杂度偏低,其中口语输出的词汇复杂度可被同伴互动过程中内容协商的数量显著预测。

摘要：脉望馆抄本杂剧中有一种“外呈答”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用于谐谑调笑的表演段落,又以“得也么”为语言标志,在明代宫廷演剧中用于对谐谑内容的节制与把控。当这种演剧环境消失时,这一形式也不再存在,成为明代宫廷演剧的特有标志。呈答者为乐器演奏者把色,“外呈答”即指把色在场外应答。将脉望馆抄本所遗存的这一语言形式放到演剧原境中去理解,可以让我们看到空间、演员与观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摘要：鲁迅弃医从文与周作人联袂投身于改造精神的文化事业,正是看中了文艺作品感染人心的情感力量,可谓一种“以情觉世”的文学观。从呼唤“摩罗诗人”到关注生命存在、求取个体意志,再到自身韧性的“绝望抗战”,鲁迅的“情”与“抒情”关联着他对艺术客观性的追求,显现在作品中即是一种超越主观经验的有效性,是现代抒情的伦理承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他的抒情不仅内含细微精致的文艺审美运思,也与抒情传统的现代形态论题深切关联,是现代抒情传统寻根的重要通道。

摘要：当代土家织锦的生产正经历着设计者与制作者相分离的重要转变。设计者通过“降低工艺难度”“剔除手工性”“增强故事性”的方式,不断弱化织造工艺和织造群体的价值,并就此获得了织锦生产的主导权。服务于商业资本逻辑的设计主导生产后,手工艺人对技艺和本土文化的所有权遭到剥夺,由此带来了“去技艺化”“去主体化”“去意义化”的风险。设计的助推与动力作用不应以遮蔽手工艺人群体的创作力与文化主体性为代价。正视设计主导当代传统手工艺生产可能产生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探索传统手工艺当代传承与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