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摘要：认识明代基层役户的应役实态是理解国家赋役派征体制的重要内容。作为明代江南财赋的调征重地,苏州府役重役困现象的出现与国家的财政集权设计和江南赋役政策密切相关,是明代江南徭役问题的典例。宣德以来,为疏解差役压力,重建宋元义役之法,苏州府形成国家排役之外的又一应役模式。根据推行主体的差异,苏州义役分为官置和民置两种,前者依托国家政权强制推行;后者则是当地富民出于保富目的的自办之举。在地方财权不敷事权责任的明代财政体制下,民置义役的兴起凸显出富民群体在国家赋役征收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因此通过对苏州府役户的应役实态考察,可以为回答明代江南的长期役困事实和地方派役长期维续的矛盾提供一种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