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和乞巧呈现了集体情感和个体情感的混融状态,这一点挑战了涂尔干传统下宗教仪式研究所惯有的情感路径,即单方面地强调集体情感的价值而贬低个体情感;同时,这一点也在根本上挑战了涂尔干宗教研究中的圣/俗二分思想。民间宗教仪式研究应该建立在一种社会生活的整体观之上,通过仪式参与者的情感世界打通仪式与日常生活间的壁垒,情感自觉是社会主体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前提之一。

摘要：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学术研究中,必须要有历史维度。隋唐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巨大发展,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同样在孕育中得到了发展。因为隋唐两朝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与民族政策,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隋朝君臣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提出了“混一戎夏”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唐太宗等皇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形成了“天下一家”“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些民族共同体思想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

摘要：民族内部不同支系对所属民族的认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白族支系那马人的语言、艺术形式等的调查来呈现那马人的族群认同。那马人并非不认同于白族这一民族身份,他们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情境选择突出白族身份还是那马人身份。那马人不断强调与大理白族之间的差异是其摆脱和改变群体利益边缘化的一种策略。

摘要：西双版纳傣族的三个支系均不同程度地保存着传统的织锦工艺,不同文化模式中的织机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制约而各具特色。本文选取文化差异的研究视角,以傣族不同支系文化特性和行为态度间的差别作为参照,意图运用不同文化需求来解读织锦技术及其发展,进而在宗教供奉、服饰穿戴、生育、丧葬制度等文化需求的限定中探寻不同支系间织机的差异性。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以"民心相通"为核心的"五通"建构,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合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使跨国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将更为便捷,文化的跨国共享现象也日渐显现。但这并不是因跨国民族的同源性,习俗艺术上的先赋性等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中越边境布傣天琴文化跨国共享案例表明,必须依靠多方的共同努力,从政府到民间,从艺术到生活,不断传承创新,营造出合作和谐的边疆边境环境,文化上的跨国共享才得以维系、扩展。

摘要：从民国建立之初,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如何"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及如何"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一直是政府力求实现的目标。为此,不断有转变边疆地区社会和民族的化边工作的方案设计和政策实践。归纳而言,这些化边工作包括两大类型,一是有关边疆民族称谓和身份的筹划和设计,可称其为化边工作中有关边疆民族"名"的工作;二是直接在边疆民族中开展的各种工作,可称其为化边工作中有关边疆民族"实"的工作。从化边工作实际开展的情况来看,在"名"方面虽然有改正边疆民族称谓的举措,但是同时又有不承认边疆民族的具体名称和身份的政令;在"实"方面虽然有边胞招待所等形式的探索实践,但是类似的工作是很有限的。故而,民国时期的化边工作不仅在"名"与"实"方面还有许多欠缺,而且"名"与"实"还处在相互脱节和分离的状态。

摘要：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文化具有物质文化简朴性和精神文化复杂性的特点，传统精神文化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各种有价值的社会观念形态，包括思想、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在内的精神文化，其作用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强大的精神文化体系不仅对其社会的各方面作出合理性的解释，阻碍着社会变迁的出现，而且对物质文化也起着塑造作用，制约着物质文化的发展更新。

摘要：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云南滇池地区的滇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以大量动物图像为装饰,是滇国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动物图像作为"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媒介",并对其进行分类,按分类考察滇人对动物的认知,并从生计、娱乐、宗教及艺术四个方面考察滇人对动物的利用情况,以深化对古滇人生活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认识,为历史地考察滇池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可信的历史参照。

摘要：土司制度肇始于元,完善及推广于明。清朝作大幅度的改革,在一些地区仍保留了土司。元明清三朝重视土司制度,缘于土司制度与南方类型蛮夷社会的内在机制暗合,进而形成元明清王朝治理夷狄,注重了解统治对象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在预期目标、治策设计与施行效果方面,元明清三朝治夷也存在个性化差异。

摘要：文化人类学把艺术看做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民族民间艺术则是我们理解、把握、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路径。在舞台化的展演中,民族民间艺术脱离了其原生境,原有的审美愉悦、宗教情感、文化想象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在激发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对其传承和保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