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民国时期俄侨杜劳在杭州、上海等地的舞台美术实践和教学项目,分析和探讨其舞台美学来源、创作手法演变和多领域贡献。本文指出,以杜劳为首的俄侨美术家和设计师率先将佳吉列夫舞台美学引入中国,他们的设计经验不仅在中国舞美教学体系创建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是中国装饰艺术史和现代设计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摘要：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广告图像已成为企业开展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广告图像中的符号、象征和隐喻意义往往被用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传达产品特性和品牌形象。基于此,本文首先分别阐述广告图像的符号、象征和隐喻意义,继而探讨广告图像的象征和隐喻意义的关系与传播效果,最后提出广告图像的象征和隐喻意义的营销策略。

摘要：本文基于俄罗斯圣彼得堡档案馆藏文献,以圣彼得堡帝国艺术科学院高等艺术学校改组为自由艺术工作室为例,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国艺术领域改革的主要原则。工作室将成为改变周围现实和发展人民艺术意识的工具。这些转变所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精神和物质的充分协调,而艺术所诠释的完美性则被社会生活的完美性所取代。在那个动荡时代宏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考虑到内战的严峻环境,新政府在艺术教育领域所采取的温和而微妙的态度,包括对前卫艺术潮流的密切关注和赞赏,以及向贫困阶层宣传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可及性,这些都显得独特而出人意料。本文的研究基于档案材料,是关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艺术教育改革相关问题的首批出版物之一。

摘要：今天,蒲松龄(1640-1715)的名字不仅为古代小说爱好者所熟知,而且可能绝对是中国所有人最熟知的--广泛流行的改编的小说、改编自他的小说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有的尽管与原著相距甚远,但仍然在解说和广告上提到蒲松龄。大众文化和数字产业的多样性使得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同样,我们也很难跳出把蒲松龄与描述狐鬼文学题材之间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寻求更详细地了解作家的作品只是文学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对其作品深层意义的探究则在专家学者中更是凤毛麟角。最普遍的说法是,蒲松龄是利用过去时代的作品,特别是唐代的中篇小说(传奇)的传统,将古典题材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讽刺手法融入其中。

摘要：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有11名外籍教师曾加入国立杭州艺专,俄国人杜劳是其中执教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成为了一名近现代艺术设计史上的“失踪者”。本文基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馆藏档案、手稿等史料,结合国内现存相关信息,网罗遗佚,还原了杜劳从移民艺术家到图案教育家和建筑研究者的身份转化,着力重现了他在国立杭州艺专的执教经历,揭示了他对中国早期艺术设计教育的卓越贡献。本研究既弥补了中国早期现代设计发展演变的重要缺环,也为20世纪早期中俄两国艺术设计领域的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和参考。

摘要：苏里科夫晚年的社会身份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过程。文章认为,俄国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艺术观念问题和社会舆论因素在苏里科夫身份选择的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社会身份的变化,不仅反映出画家晚期艺术生活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而且还折射出巡回画派分裂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摘要：呼捷玛斯作为俄罗斯先锋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代表了俄罗斯先锋派的多重面向,其总体矛盾和双重政治折射了先锋派自身的局限与困境。在“总体艺术”的理论框架下,呼捷玛斯通过“生产”消解艺术与制度的隔阂,使先锋派、布尔什维克关于未来社会的总体愿景在现实层面成为可能。然而,呼捷玛斯对待生产艺术的暧昧态度预示了俄罗斯先锋派历史的终结是其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在对成为政治理念的热望以及对现实的不适应性,从而游走于对社会的疏离与参与之间,并由此演变为先锋派自身的悖论与症候,最终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沿替。

摘要：1920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呼捷玛斯(Vkhutemas)是苏联现代主义设计发源地,后成为苏联构成主义的重要阵地,呼捷玛斯的成立响应了新社会的需求,重构了艺术的社会话语,在与包豪斯的互相借鉴中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教育的基本体系,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的形成。但长期以来,关于呼捷玛斯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早期呼捷玛斯的兴衰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解读苏联早期现代主义设计基于时代背景下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呼捷玛斯所产生的影响及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考察呼捷玛斯发展轨迹的同时,关注其在苏联社会生产与制度变迁中多重身份流转的原因,并试图就“生产”与“制度”的讨论回答“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命题。首先,呼捷玛斯在与包豪斯的相互借鉴中共同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的基本体系,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风格上的借鉴。其次,经过与意识形态的杂糅,构成主义的现代话语功能被改造为整体计划的国家工具,平台化与制度化的场域交叠揭示了呼捷玛斯多重身份在先锋艺术和意识形态双重影响下的隐性建构方式。本文认为,构成主义成为政治隐喻的神话折射出艺术与政治的功能偶合,呼捷玛斯悖论表明,“艺术政治化”只有在艺术与政治的积极互动中才能发挥出超越文本的功能价值。

摘要：近十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并扩展到新的领域,走上新的台阶,俄中文学交流也不例外,它正在经历振兴并探索着新的增长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历来取决于一系列文化、历史和文学的背景,包括两国文化传统的深层差异、文学交流对政治的过度依赖、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陈旧偏见等等。这些原因使俄罗斯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学上遇到一定的困难,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明显落后于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此外,俄中文学关系史证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决定翻译、出版与成功接受的原因。同样重要的因素还包括:被翻译文学的母国在同时代世界上是否是成功的国家,这一国家是否在国际上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等等。最近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开始积极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致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发生了重大的突破,但是中国热、汉语热本身还不能保证文学翻译的规模和稳定性。在短中期内,还需要两国政府的支持政策。